设置变法“总枢纽”的利弊（2）

条例司改由枢密副使韩绛提举，化解了陈升之抛出的难题，却未能平息其存在合理性的争论。限于篇幅，且举名人为例。

苏轼时监官告院，上奏说：“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次年初，他指出，条例司的存在造成“中书失其政也。宰相之职，古者所以论道经邦，今陛下但使奉行条例司文书而已”，他敦请宋神宗“首还中书之政”。

鉴于条例司行事“上既不关政府，下又不委有司”，甚至制置条例这样关乎国家安危、生民休戚的大事，连宰相都不得参与，御史中丞吕公著一月两次请罢条例司。他首先从名分与国体入手，批评条例司之设：“本出权宜，名分不正，终不能厌塞舆论。盖以措置更张，当责成于二府；修举职业，宜倚办于有司。若政出多门，固非国体。”继而从统治术角度，意味深长地提醒道：“宰相不任其责，则坐观成败，尤非制世御下之术。”

司马光时任枢密副使，他主要从“变更祖宗法度，侵夺细民常产”立论，坚主废罢条例司。相比之下，判大名府韩琦一针见血。他指出：条例司只是定夺部门，“自来未有定夺之司，事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是，则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也。中书行事，亦须进呈，或候画可，未尝直处分。惟陛下察其专也”！韩琦毕竟三朝名臣，“中书之外，又有一中书”，一发击中要害所在。他请求宋神宗将条例司“事归政府，庶于国体为便”。

继韩琦之后，另一重臣文彦博也吁请撤废条例司。宋神宗“不欲亟罢，恐伤王安石意故也”。但正如余英时指出：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二人虽志同道合，但在权力世界中却分别是君权和相权的中心，周围各自形成了不同的权力集团。安石的左右有人提醒他必须加强相权集团以防人窥其‘间隙’，正如神宗身边有人要他注意君权不可旁落一样”。“浸润既久，神宗对安石的信心便难保不发生动摇；权力的计虑终不免会超过理想的执著。”（240、244页）

这年五月九日，宋神宗再问三司条例司“可并入中书否”，王安石表示，等中书条例司大端就绪，僚属置备，自可合而为一，眼下还有应与韩绛“请间奏事，恐未可”。但仅隔六天，宋神宗就断然下诏，宣布三司条例司罢归中书。他同时以手札安抚王安石，给出一个缓冲期，让“有司结绝所施行事，久之乃罢”。

制置三司条例司罢废后，其主要职掌改由司农寺承担，部分功能则划归中书条例司。中书条例司的筹设，应在三司条例司广受非议之后，或是王安石未雨绸缪之举。不仅如此，熙宁三年九月，王安石还设立了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与中书条例司共同构成其“非常相权”的组成部分。据《大事记讲义》说，青苗、免役、保甲、方田均税、免行、市易、农田水利等新法，“始则属于三司条例司，后则属于司农寺”，而考课、铨选、学校、贡举、荫补、磨勘、试刑法、州县编类等，“始则属于中书条例所，后则属于检正五房”，则熙宁新法中科举新制与三舍法应出自中书条例司。南宋吕中指出：“中书条例司乃法度之所自出，议者不知言其非也。”也就是说，它在制度层面上比较不易招致非议，故而除司马光，一般朝臣都说三司条例司不应设置，“而中书条例一司罕有论其非者”。司马光则反对说：“中书当以道佐人主，焉用区区之条例，更委官看详，茍事事检例，则胥吏可为宰相矣。”他洞察到“非常相权”下中书条例司属员权力的急遽膨胀。

尽管中书条例司与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也尚未成为制度性组织，却有效代偿了业已撤废的三司条例司的职能。王安石让盟友曾布任中书五房公事都检正，他自当年岁末拜相后，曾布“每事白王安石即行之，或谓布当白两参政。指冯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议定，何问彼为！俟敕出令押字耳”！这一做法，有御史中丞杨绘的劾奏可为佐证。值得注意的是，王安石为相的熙宁期间，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往往兼判司农寺，这样，三司条例司尽管撤罢，其“非常相权”连续运作不过换个平台而已。

正如余英时指出：“王安石在任参知政事时运用三司条例司发挥他的非常相权，正式任宰相后则往往在实际运作中扩张相权。”（238页）史称王安石秉政期间，“凡司农启请，往往中书即自施行，不由中覆”，即不再奏禀皇帝。熙宁七年，有鉴于相权对君权的这种侵夺，宋神宗“自是有旨，臣僚起请，必须奏稟，方得施行”。次年十月，他进一步下诏，将中书条例司与司农寺条例司一并撤罢。按余英时的判断，“在神宗与安石合作的后期，权力意识在双方都已浮现”（244页）。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在其后八年多里，宋神宗再也没有召见过他。反对派在肯定王安石出处大节的同时，对其个性另有评价。刘述等台谏官说他“专肆胸臆，轻易宪度”，司马光说他“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这种个性，导致王安石在“得君行道”时少有顾忌，好以三司条例司、中书条例司与检正中书公事等制度外的组织，来行使并扩张“非常相权”。在双方合作后期，宋神宗觉察到其中隐含的问题，尝试着制衡相权，以回归祖宗家法的正常轨辙。其后，宋神宗推行元丰官制，业已罢相的王安石“见之大惊”：“上平日许多事，无不商量来。只有此事，却不曾商量。”余英时据此认为，宋神宗“亲定元丰官制寓有削减相权之意”，而“这是王安石扩展非常相权的一种自然反响。理想与权力之间终于出现裂痕”（245页）。

宋神宗去世后，元祐更化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宋哲宗亲政，绍圣绍述又彻底清算元祐更化。其后直到宋徽宗晚年，变法措施大多重付实施，海外宋史学家刘子健将这一恢复变法期称之为“后变法时期”，在其《中国转向内在》里有一总体性鸟瞰：

后变法时期丧失了王安石的理想主义初衷，改革精神化为乌有，道德上毫无顾忌，贪赃枉法肆意公行，拒绝革除任何改革体制的弊端，对那些继续反对改革的保守派进行史无前例的残酷迫害，皇帝好大喜功、奢侈无度，整个社会道德沦丧，所有这些，使得恢复变法时期聚集了一批声名狼藉之辈。（37页）

宋徽宗上台，经过一年多的折衷调停，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便宣布明年改元崇宁，表明其崇尚熙宁新政的国策取向。以崇宁元年（1102）七月蔡京任相为界限，其后虽仍高张变法的旗幡，但与熙宁新法已无多关系。诚如王夫之所说，王安石精心擘画而“名存而实亡者十之八九”。

蔡京拜相当月，宋徽宗就令“如熙宁条例司故事，都省置讲议司”，命其提举，让他“遴柬臣僚，共议因革”，有意再铸王安石式“得君行道”的克隆版。南宋史家这样点评蔡京及其讲议司：“推其所为，则又托熙宁之迹，以为奸者也。置讲议司于都省，因中书条例之弊而甚之也。”史家李心传尤其揭示讲议司与条例司的因袭关系：“自王荆公（指王安石）秉政，始创制置三司条例司，以行新法。其后蔡儋州（指蔡京）当国，踵其故置讲议司。”

讲议司下设详定官、参详官与检讨官，蔡京从侍从、卿监中汲引亲信党羽四十余人安插其间。讲议司名义上讨论熙丰已行法度和神宗欲行未行的举措，但蔡京“阴托绍述之柄，钳制天子”。他一边罗织元祐党籍，“讲议司编汇章牍，皆预密议”，使其成为打击政敌的趁手工具；一边将重大政事，例如宗室、冗官、国用、商旅、盐泽、赋调、尹牧等，每事派三人主管，“凡所设施，皆由是出”，使讲议司成为扩展其“非常相权”的私人机构。蔡京仿效王安石故事，也从宋徽宗处为讲议司争来了“随事分委”使者的特权。尽管宋徽宗与蔡京标榜讲议司“讨论裕民富国之政”，实际上无非变着法子，“取民膏血，以聚京师”，满足“丰亨豫大”的私欲享乐。史称：“置讲议司，官吏数百人，俸给优异，费用不赀。一日集僚属会议，因留饮，命作蟹黄馒头。饮罢，吏略计其费，馒头一味，为钱一千三百余缗。”连清康熙帝也在《御批通鉴纲目续编》里批道：“徽宗置讲议司，以敛天下之财”；蔡京“所为皆私”。蔡京还在枢密院另设讲议司，染指宋代家法列为禁脔的兵柄。崇宁三年三月，枢密院讲议司撤销；次月，都省讲议司也相继废罢。

宣和六年岁末，宋徽宗重新起用蔡京，仍在尚书省设讲议司由其提领，旗号还是“遵行元丰法制”。蔡京轻车熟路，故伎重演，“听就私第裁处，仍免签书”，“又分武备一房，别为枢密院讲议司”，把“非常相权”用到极致。有太学生揭露宣和讲议司道：“天下之事，聚十数辈亲附之人，观望阿谀，所论皆毫末之细；议罢一事，夺于权幸，则朝言而暮复旧矣。何尝有一大利害及于生民哉！”讲议司一味听命权幸，彻底沦为门吏。次年八月，撤罢讲议司。但蔡京在扩展“非常相权”上，如此熟练地借用王安石条例司的先例，却是发人深省的。

其后，金军兵临城下，北宋危在旦夕，靖康元年（1126）四月，尚书省再设详议司，以宰执徐处仁、吴敏与李纲提举。反对者认为，详议司“与熙宁条例司、崇宁讲议司相似，非当今所宜”，完全不必再设。详议司仿效讲议司，鉴于后者声名狼藉，“故避讲议之名”，改称详议。数月以后，北宋灭亡，详议司也不复存在。

在通向权相之路上，南宋秦桧牛刀初试，仍用王安石故智。绍兴二年（1132）五月，秦桧时任右相，见左相吕颐浩督军在外，“欲夺其柄，乃置修政局”，自领其局，让参知政事翟汝文同领，下设参详官、参议官与检讨官，“置局如讲议司故事”。秦桧其时尚未完全赢得宋高宗的信任，而“修政局所讲多刻薄之事”，议者借彗星天变一举将其论罢。时隔数年，秦桧卷土重来，由宋高宗授权，终成南宋第一代权相。但倘若追寻来路，他的修政局翻用蔡京讲义司旧方，而讲义司则袭用王安石条例司故伎，谋求“非常相权”的轨迹仿佛草蛇灰线，不绝如缕。

现在，应该来讨论王安石“非常相权”的负面意义。余英时指出：

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法”，在神宗的支持下，取得越来越大的相权。但权力对他来说只是实现“治天下”理想的手段，而不是野心和私利的工具。因此他虽大权在握而居之不疑，直到他第二次去相位为止。从这个意义上说，安石绝无“权相”的嫌疑，有宋一代批评他的人，并未强调他弄权。但是他扩张相权的种种策略，却为以后的权相开启了方便之门。（245页）

王安石“得君行道”推行变革，对他以三司条例司为中心扩展“非常相权”，不妨肯定其初衷与效果都有利于变法与改革。然而，在原有制度外，王安石这种谋求“非常相权”的运作，或者宋神宗那样授予“非常相权”的裁断，都给业已相对完善的宋代士大夫政治带来不测的隐患与难料的危机。熙宁前期，韩琦、司马光、吕公著等一再吁请废罢三司条例司，其中固然有派别的偏见，但国体不便的指责与忧虑，还是触及问题的症结。而从蔡京到秦桧，他们先后以讲议司与修政局来扩展相权，时论无不追溯到王安石的条例司，这也说明在扩展“非常相权”上，王安石才是名副其实的始作俑者。

作为熙宁变法的决策者与首倡者，在中国改革史上，宋神宗与王安石无疑占有显要的席位。宋神宗赋予王安石“非常相权”，王安石终于“得君行道”进行改革，不啻是宋代君主士大夫政治的最大亮点。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自蔡京以后，降及南宋，先是秦桧，中经韩侂胄、史弥远，直到宋季贾似道，权相专政竟成南宋政治挥之不去的梦魇。倘若将“得君行道”的“非常相权”称之为“王安石模式”，用以对照自蔡京起到贾似道止的宋代权相，仅就他们与在位君主的权力关系与运作方式而言，其实质却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权相，有哪一个不是拥有“非常相权”（秦桧、史弥远与贾似道甚至长期得以独相，这种“非常相权”也都出自当时君主的授予与、配合或至少是默许），又有哪一个不在声称“得君行道”（只不过“君”已非奋发有为之君，“道”却是维护权相利益集团的歪门邪道）。归根到底，权相政治的不治毒瘤，仍然寄生在宋代君主士大夫政治文化的母体之上。

刘子健把君主政体分为四种运行模式：一是中央控制（the central control）模式，即宫廷与官僚有效控制军队与各级地方政府；二是宫廷的集权（concentration of power at court）模式，即皇帝或其代理人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官僚只能例行公事地从旁赞助；三是专制（autocracy）模式，即决策由皇帝或其代理人独断或共谋，官僚虽能分享行政权力却无权参与决策；四是独裁（absolutism）模式，君主或其代理人大权独揽，压制甚至镇压持反对意见的其他官僚与在野知识分子。而恰恰自王安石变法起，宋代君主政体急速经历了这四种模式的全过程，在不断下坠中，最终导致了中国转向内在。

按余英时的说法，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这不仅是出于他对王安石个人的信任，同时也是对士大夫集体的一种尊重。因为在他的理解中，王安石的变法构想也代表了士大夫的一种共识”。在余英时看来，“‘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一般意识虽已早由范仲淹点出，但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具体化则是熙宁时代的新发展”（241－242页）。也就是说，宋神宗即位之初就措意改革，意在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观念付诸具体的政治实践。一开始，宋神宗与王安石确也试图维持“中央控制模式”，即由君主与士大夫官僚共主政局。王安石曾援引苏辙、程颢进入变法机构，并尝试争取吕公著等支持，宋神宗始终有意调停新旧两党，都是这种意图的有力证据。

但宋神宗个性“好大喜功”，王安石为人“自信太厚”，他们都主张进行釜底抽薪的彻底改革，以期国家一劳永逸地走上正轨。在这种思路的主导下，更兼旧党元老的不合作态度，宋神宗就毫不迟疑地对其理想的宰相赋以“非常相权”。而王安石这样的激进改革派，按刘子健的说法，“这类人思路开阔、眼界极高，容易偏向固执、不妥协，变得具有侵略性”；尤其在自以为“得君行道”却横遭阻力时，“在他的新政或称变法体制下，政府变得自信而武断”（《中国转向内在》36、45页）。他会把“非常相权”运作到极致，进而排斥持有异见的其他士大夫官僚，让君主政体从“中央控制模式”位移滑向“宫廷的集权模式”。也就是说，在熙宁变法时，已出现宋神宗与其代理人王安石独立行使中央控制权的不良端倪，“宫廷的集权模式”已露兆头。宋神宗尽管支持与默许了这一倾向，却仍保持着应有的警惕，熙宁时撤罢三司条例司与元丰官制取消检正中书五房公事，都是他试图将君主政体拉回“中央控制模式”的努力。

但是，权力的潘多拉匣子一经启封，就再难杜绝其后的权奸之相窥伺“非常相权”的美味禁脔。在“后变法时期”，宋徽宗与蔡京这对君臣的权力模式已经完全转入“宫廷的集权模式”。宋高宗南渡，绍兴八年（1138），出于权力与皇位的算计，最终选定秦桧，授意他全权和谈，专制君权空前膨胀，已无须官僚机构的介入，而自行作出不可逆转的“圣断”，“专制模式”宣告形成。紧接着，秦桧独相十八年，宋高宗与秦桧一而二，二而一，君主政体彻底堕入“独裁模式”。其后韩侂胄、史弥远与贾似道等权相政治，不过是这种“独裁模式”在君主官僚政体下轮回搬演而已。

当然，这决不意味着让王安石及其变法来为其后的权相专政承担原罪，权相政治的出现，归根结底是君主专制政体的不治痼疾。然而，诚如余英时指出：“宋代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以熙宁变法为一划时代的转变，但主旨仍在展示士大夫世界的内部构造。”（241页）宋代立国以来，君权与相权之间业已形成相对完善的制衡格局；正是在熙宁新法的历史变局中，在“得君行道”的理想追求下，由宋神宗亲自授与并由王安石实际运作的“非常相权”，却是导致这一制衡格局开始欹侧的第一推力，而制置三司条例司这类制度外的组织总是“非常相权”的重要抓手。至于蔡京以后的权相专政，何尝不是余英时所指出的“君权相权合一之势”，何尝不是士大夫政治在专制君权下的变异形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