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存丹心，悲歌慨以慷

一部中国近代史，也是一部灾难深重、倍受欺侮之惨痛史，对于其时之国人而言，国之主权被践踏，国之领土被侵占，生灵之遭受涂炭又岂可避免？偌大一个中国，竟落得个时时挨打、处处可欺之境地，实在悲哀。然此一切，皆因落后所致，而清王朝晚期政治腐朽、闭关锁国实乃其中之大咎也。虽朝中亦不乏远见卓识之辈，如满族亲王奕訢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汉臣，皆具有强烈之危机意识，也曾本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理念，掀起一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奈何腐朽之制度不变，兼之改革范围甚小，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甲午战争之惨败，除了将士壮烈殉国之精神可歌可泣外，却最终以中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结束。且以我中华民族之大不幸，成全了日本帝国之进一步强大。此也是四十年后，日本以一区区岛国，不但启动了全面侵华之计划，且在东南亚亦能称霸数十年之伏笔所在。

正是在“外有强敌环伺、内则政局动荡”的历史背景下，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人士，出于富国强兵的考虑，想通过决心锐意改革的光绪帝，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改革，且大力倡导科学文化。然而，变法运动却遭到了以慈禧太后为首之守旧派的激烈反对与抵制，推行仅103天便遭到无情镇压，史称“戊戌政变”。变法失败后，除康、梁逃亡他国外，谭嗣同等六人皆惨遭杀害，光绪帝也被幽禁至死，实堪可悲。但是谭嗣同本有机会逃脱，孰料他竟心存“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之信念，固愿流血自其身开始，而不惜引颈就戮，壮烈就义。百余年匆匆而过，烈士骸骨亦已成灰，然其“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以及“悲歌慨以慷”之精神却永载青史。

变法者，在今日亦称改革家，他们都是国之栋梁、世之英杰。但纵观中国历史，改革者之命运，却多以悲惨下场以告终。概因改革虽功在社稷，但须行非常之手段，故易致天下之所怨，守旧贵族（即昔日既得利益者）更是恨之如仇雠。所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故以匹夫匹妇之贪鄙浅见，又焉能体察改革者的拳拳谋国之忠乎。蓬雀一跃，不过数丈之高，而鲲鹏不展翅则已，展则九万里之一息，其可比肩乎？

管仲字夷吾，史称“华夏第一相”，《史记·管晏列传》有云：“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管仲任齐相之后，主持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组织军事编制、建立人才选拔制度，改革土地和人口制度，也因这些举措，始得以奠定齐之霸主地位。而《管子》一书，则是集其治国理念之大成者，书中所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诚可谓一语道破真机：物质基础实乃精神文明之前提。可见古今虽有不同，但道理相通。

且管仲之成功，于后世之人而言，亦有重大之示范性意义。故其后两千多年来，虽江山代有人才出，但有大抱负、大手段之人，犹是以效管仲，为平生之最大志向。公孙鞅如是，王安石如是，张居正亦如是。然此三君者，虽有管仲之才，却无有管仲之幸甚，殊为可惜。

世人皆知秦乃战国末期最大之赢家，始皇帝“横扫天下、统一六国”之武力，世所仰服。然秦之强盛，诚非一朝一夕之功，须知孝公之前，秦之国力甚贫弱，亦曾一度受制于魏。秦孝公继位以来，既存有称霸之心，且素知己身之实力不济，又焉能不求贤士以补不足。于是，卫人公孙鞅即应孝公之“求贤令”而来。公孙鞅者，后因其封地于商，故亦称商鞅。

变法初始，商鞅为取信于民，曾以五十金募人徙木，而后民始信其法不欺也。故王安石赞他“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但商鞅之变法，真正之阻力却非来自平民，而是来自于旧派贵族，为使变法得以贯彻施行，他在太子犯法之后，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终未肯轻饶。因太子乃嗣君，不可上刑，于是他对太子师傅公子虔、公孙贾二人皆处以刑。此一举而使得秦人无有再敢违令者，行之十年，秦人皆敬服，再十年，秦国始强盛。

秦之强盛，虽功在商鞅变法，但孝公薨后，商君竟连苟活尚不可得，身死人手后，犹未免于车裂之刑，可谓惨烈至极。后世有人说商君苛于法，故失民之心，亦失君之心。然于变法之时，阻碍重重，不行非常手段，又岂能达到法令必行之效果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