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相怀：谈谈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的几个问题（3）

群众工作的困境

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我们现在确确实实面临一些困惑、困难和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危险。

（一）脱离群众的危险。脱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危险。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与群众在利益上是共同的、感情上是融洽的，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在党执政的条件下，出现了官与民两个方面，二者之间难免会发生冲突和矛盾。如果作为执政的共产党用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领导与被领导、管制与被管制的思维，来看待我们党和群众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犯群众工具论的错误。在群众工具论的思维下，难免会脱离群众，就会感情上与群众不能相融，利益上与群众出现对立。

（二）思维陈旧的危险。就是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简直是无所适从。这很形象地说明了一些地方、地区、部门，在做工作特别是在做群众工作的时候，所处的两难境地。其问题就在于思维陈旧。我们的知识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我们的思维达不到那种境界。

（三）与民争利的危险。这是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话，也是我们党经常引用的一句话。人民群众是最讲民主、最讲实惠、最注重自身权利的保障、最注重自身利益实现的。中国梦有两个纬度：一个是人民幸福梦；一个是国家富强梦。缺少哪个都不行。国强民贫的典型，像苏联，其市场经济不发展，社会基础很不牢固，一旦发生事变，上层塌了，整个社会结构就瓦解了。2012年9月中央党校有一个团去意大利，他们那里的教授说，不要以为我们这些西方国家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真的陷入灭顶之灾了。虽然我们的国家负债累累，但是我们的老百姓过得很好，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并没有下降。这从一个侧面提醒我们党，不要与民争利。我国税收增速一直超过我国的GDP。这一现象对我国社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值得我们警惕。

（四）能力不足的危险。我们面对一个高度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的社会。这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执政要求。1939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在革命取得成功之后，毛泽东同志也多次表达过这个意思。改革开放条件下，邓小平同志也多次强调说，我们领导干部要学习，没有的要学，有的要继续学，甚至要重新学。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讲到，要建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要善于学习，要做学习榜样。我们党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学习劲头和学习能力，那么我们党不可能持续这么久。因为一个党，它有生命周期，要延长自己生命周期，就要靠不断地学习和充电。

群众工作形势的变化

（一）外部形势的变化

第一，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我国原有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那样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的工人更多是劳动密集型的，现在有知识型的。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很多农民变成市民了，农业人口规模缩小。同时，农村中的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和那些长期在当地完全依靠种植业为生的人，发生了严重分化。甚至出现了像华西村那样的天下第一村，其产值相当于一个地级市，其村庄相当于一个县城。另外，还有一些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在这种多元化的情况下，我国社会利益结构就复杂化了，利益差距扩大，利益冲突明显增多。

2012年，社科院发布的一个统计报告显示，我国当前贫富差距已经逼近社会容忍。一是马太效应。就是有钱的人，更有钱；那些没有钱的人，他们的钱更容易被有钱的人拿走，出现了反向的财富流动。穷人致富越来越难。2012年2月，搜狐网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联合进行的“全国两会民生系列调查”显示：在CPI持续走高（CPI涨幅：2009年-0.9%，2010年3.3%，2011年5.4%）的环境下，城市居民对自己在2011年的收入满意度较之前两年有所下降，降幅达15.8%。对京沪穗三市居民收入现状的调查显示：仅四成（41.0%）居民表示2011年自己的收入有所增长。通过对比发现，低收入群体收入上升比例35.5%，而在高收入群体中这一比例达53.4%。居民财富的积累渐显 “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分化境地。二是累计性不平等。就是权、钱、名等资源高度贯通。其导致的结果就是，顶端越来越收缩，下层越来越扩大。马太效应+累积性不平等，会诱发严重的贫富差异。

第二，社会自发组织性增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讲，截至2011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45.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5.3万，民办非企业单位20.2万，基金会2510个，社会组织数量这几年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有序增长。

另据专家调查估计，实际开展活动的各类社会组织中，包括大量无法按照现行法规登记注册的草根组织、境外在华社会组织、社区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组织及各种网络型、松散型的社会组织等，其总量超过300万家。

再有网络社团。就是在网上，大家由于共同话题，共同利益等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网络社团。他的身份是多重的，有可能一个人既是“驴友”（普通网民），又是一个积极话题主导者，还是一个维权的激进分子等。这种情况就意味着，我们做工作面对的越来越不是个体，而是有组织的群体。由此可以联想，一个非正式的驴友团体，今天为了一个驴友陷在深山里去营救。同理，明天这个驴友陷入一场官司，他们也许会通过司法的途径去营救他。

第三，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化迅猛发展。当今中国已进入“互联网时代”，2012年1月16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8.3%，手机网民达3.56亿，同比增长17.5% 。微博用户数量近3亿，政务微博达到5万多个。但是《人民日报》的发行量才200多万份，而且多是单位用户，这种影响力怎么比？有时候一个博客博主的影响力，甚至会超过一份报纸的影响力。另外，我国在搞三网融合，比如家里看电视，到单位是电脑，在路上是手机，都是终端。从理论上讲，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可以永远在网。由此，一方面扩大了公民政治参与，提高了公民监督水平；另一方面影响意识形态管理，倒逼政府治理创新。

第四，群众思想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化。“四个多样化”带来“四性”增强。即是社会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多样化，带来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比如房产税，为什么迟迟不能出台？就是涉及到大量的、巨大规模的利益调整。如果调整太猛，富人有可能就走了，或者移民、或者资金外流；如果不调整，一般老百姓又不答应。那么，是调还是不调，怎么样调节比较好？

再有，一个良性社会应该是有序流动社会。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和个人努力，取得在社会阶层结构上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和机会，而且这种机会还比较大。如果没有，或者这样的机会比较少，就说明这个社会开始固化了。比如，现在农村大学生在重点大学所占的比例越来越低，而且其中80%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又不再回农村了。这样，城乡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