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西方为何屡在西藏、新疆问题上挑衅中国？（5）

远离真实的“香格里拉”神话

由于西藏高寒闭封的地理环境和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上的原因，西方社会迄今对西藏缺少客观全面的了解。西方社会对西藏有限的模糊印象，首先来自早期欧洲形形色色的传教士、探险家、勘探者等等。由于西方进入工业社会后矛盾丛生，其固有精神支柱已经难以满足人们精神、信仰上的需要，一些较早与西藏有过不同程度接触或者根本没有接触的人们在对西藏山川的壮美和富有特色的文化表示赞美的同时，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把西藏想像成一片未受现代文明污染、没有战争、没有饥饿和犯罪、富有神秘主义的古老智慧而与世隔绝的国度。

1933年出版的詹姆士·希尔顿《消失的地平线》虚构出一群偶然来到“香格里拉”这个佛教社会的白种人故事，“这里每个人的生活都被瑞祥与幸福所灌满”的描述促使更多西方人把藏区想象成为一个世外桃源，使“香格里拉”成为经济危机中西方人“心灵的止痛药”。甚至纳粹德国也试图从这里找到可以统治世界的“神秘力量”，一个叫海因里希·哈勒的纳粹分子受命前往西藏与上层建立联系，此人从1946年起给十四世达赖充当政治顾问和英文教师，直到1951年才逃离西藏。在其《西藏七年》一书和相关采访中，把封建农奴制统治下的西藏描述为“地球上的最后一片净土”、“我们西方人在现实生活中遗失的东西在这个世界屋脊的城市里都可以找到”。1997年好莱坞把这本书改编为电影，不仅掩盖了作者的纳粹身份，而且捏造情节否认西藏历史上就是中国一部分，把和平解放歪曲为“中国入侵西藏”，蓄意误导西方公众。

1959年达赖集团武装叛乱失败后，一批藏人流亡国外，特别是1989年后戴有诺贝尔和平奖桂冠的达赖本人频繁出现于西方公众面前，许多人以为这回终于见到真实的“西藏”。尽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西藏向西方人敞开了大门，但西方对西藏的科学而不带偏见的研究仍然极为罕见，相反，好莱坞式的公关宣传使更多人沦为香格里拉神话和达赖政治谎言的囚徒。

长期流亡生活的磨炼使此时的达赖对西方政治游戏规则和媒体运用技巧烂熟于胸，加上西方各种势力的刻意编造和炒作，使得本来就对中国历史和国情缺乏认识的公众普遍形成一种印象：西藏是一个神秘的、宗教的、和平的国度，达赖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慈悲心怀的半人半神式宗教首领，是万恶的中国人占领了西藏，赶走了达赖，破坏了西藏的美好、幸福、宁静。

这种认识同西方传统上的优越感结合，使西方社会不仅在政治上几乎一面倒倾向于达赖，而且在所有涉藏问题上变得情绪化，包括反对西藏的任何发展，所有道路、矿业、水利、城市建设及民生改善，都被视为中国人对西藏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的蓄意破坏，只要达赖没有回到西藏恢复其旧有权力，中国政府在西藏所做的一切都是邪恶的。近年来，笔者多次遇到西方记者当面指责中国政府帮助西藏农牧民改善居住条件是蓄意限制藏人游牧自由，破坏他们的游牧传统文化。笔者的回答是：且不说这种指责完全没有事实根据，众所周知，人类的发展从游牧到农业定居，再到现代城市，这是一种进步。如果一些人自己享受着现代城市、现代文化的生活，却要求我们的藏胞过那种没有自来水、没有电、缺少学校和医院的游牧生活，是完全违反人权的。你们自己可以先退回到游牧生活试试！”

在西方社会的政府、议会、媒体、社团、公众等层次中，政府、议会、媒体要对公众在涉藏涉疆问题上错误观念的形成、对有关国家与中国关系的阶段性恶化负主要责任。但是，公众中这种错误观念一旦形成，就会以“民意”的形式反过来通过议会、媒体对政府施政形成压力。这就造成一些西方国家首脑明知会见达赖将招致中国的强烈反对，有损于本国利益，而为了选票仍然不得不制造各种借口会见达赖，乃至发生西班牙法官借起诉中国领导人讨好“民意”的丑剧。但是，仍然要指出，在更多情况下，这种“民意”充当着西方领导人搪塞中国的现成借口。在中国的世界分量日益加重条件下，西方一些国家如果不能下决心跳出这种恶性循环，受害的最终还是自己，而且受害程度将越来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