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史上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成功范例（2）

三、寻求中国特色需要理论上的成熟

寻求中国特色，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如何认识中国、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问题。理论上的成熟归根到底要靠全面把握和领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要求的那样：一要看到肩负任务的艰巨和繁重世所罕见；二要看到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三要看到前进中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世所罕见。世所罕见，意味着历史上无先例可循，只能求助于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地思考和大胆的实践；世所罕见，意味着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依靠别人的帮助，而只能求助于自力更生来解决问题；世所罕见，也意味着困难和风险往往突如其来，难以预测，只能调动一切力量在解决困难中求发展，化险为夷，变坏事为好事。总之，面对复杂的矛盾，面对突然的风险，面对艰巨的任务，只能求助于科学的理论，依靠优良的传统，依靠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来解决。经验告诉我们，要善于从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事物和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同时又必须善于统筹协调、把握平衡，在事物的普遍发展中形成有利于突破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的合力，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面、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向前发展。上述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宝贵经验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4]为此，理论上的成熟需要破除迷信，实现社会主义观的拨乱反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理论上亟待破解的一大难题。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在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力上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国民经济安排上却犯有严重错误。他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使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处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后，使社会主义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他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没有矛盾的社会，是靠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发展动力前进的；他武断地把某些人民内部矛盾归结为从国外打入的敌我矛盾，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压制社会主义民主等错误。

毛泽东针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和斯大林的有关失误，要求人们不要迷信，要从中吸取教训，独立思考，端正认识。他在1961年明确指出：“苏联的经验是苏联的经验，他们碰了钉子是他们碰了钉子，我们自己还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样，有些病他害过就有了免疫力，我还没有害过就没有免疫力。”[5](P276)他针对斯大林过分强调重工业、忽视农业的缺点，提出要工农业同时并举，按照农、轻、重的次序来安排经济工作。他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一切都好、否认矛盾的观点，强调十大关系都是矛盾，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他指出：“各国应根据自己国家的特点决定方针、政策，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特点结合起来。”他告诫人们：“照抄别国的经验是要吃亏的，照抄是一定会上当的。这是一条重要的国际经验。”[6](P64)他认为各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为此，他高度赞赏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和1957年的《莫斯科宣言》，肯定这两个宣言关于“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观点，肯定它们“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7](P116)。

毛泽东的上述言论表明他对建设社会主义做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尤其是对于各国特点的探索、关于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理论，为邓小平拨乱反正、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两者之间一脉相承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邓小平理论最直接的源泉和根据是毛泽东思想，是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坚持的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行之有效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的是我们长期为之奋斗的根本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和与此密切相关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的是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根本任务——发展生产力，毫不动摇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等等。正如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8](P299-300)

理论上的成熟要求正确看待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曲折和失败。20世纪是一个伟大而不平凡的世纪。漫长的百年历史进程，在世界的东方诞生了地球上第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红旗飘扬了70余年而不幸落地。但是，作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英勇地抗击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包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的侵略，成为同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在宇航科技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随之而起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其间敌对势力之强大、前进道路之曲折迷离、肩负任务之繁重复杂，均为世所罕见，而20世纪末所取得的经济建设成就、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重振的惊雷，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世所罕见、令世人刮目相看的巨大力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曲折漫长，但它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历史，但和漫长的历史相比，和人类推动历史进步的实践相比，毕竟还是短暂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出现曲折失误难以避免，对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需要一个反复实践、反复思考的过程。有人幸灾乐祸，扬言20世纪是社会主义大失败的世纪，是社会主义从地球上消失的世纪。这种错误论调没有看到陷于解体和灭亡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同科学社会主义相背离的思想和行动。曲折和失误是由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解上的偏差和错误所导致的，是由长期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不符合社会主义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所导致的。不坚持发展生产力，不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不实现共同富裕，就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难道普遍贫穷才是社会主义？难道离开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空谈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难道靠空讲社会主义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全国人民宣告了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美好愿景。理论的创新带来了创新的实践。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和广大群众赞赏中国的道路和中国的方针不是偶然的。

理论上的成熟还要求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下工夫。它关系到全党的学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思路开阔，则视野广、道路宽、工作有创新、局面能打开。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要求把科学的思想方法落实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正如邓小平所要求的那样，要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9](P489,369-371)。

一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曾经就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多次谈过自己的意见。他说：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种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毛泽东认为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10](P369-371)，也是一种讲党内团结的辩证方法。

二要加强工作中的系统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联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着全国各阶级阶层的切身利益和生活状况，也联系着国际上的风云变幻。社会主义六大建设包括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建设和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不是孤立的、彼此隔绝的。参加社会主义实践，都会有行业的分工、岗位的不同、地区的差别，而要做好本职工作又都必须有全局思想，做任何一项工作都要考虑它对各方面的影响和后果。在实践中，既要考虑经济，又要考虑政治；既要考虑物质，又要考虑精神；既要考虑生产，又要考虑生活；既要考虑投入，又要考虑产出；如此等等。总之，要视野开阔，统观全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方法，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举一反三，协调配合，综合平衡。

三要加强工作中的预见性。加强工作中的预见性，就要力求对未来的发展变化从方向上、趋势上、轮廓上作出大体符合实际的描绘。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事物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总是有内在联系的，现在是过去的发展，未来是现在的发展。考察现实不应割断历史，预见未来不应脱离现实。预见性要依靠对现实透彻的了解和研究，依靠对周围事物内部联系的全面认识，把握事物固有的规律性。对现实及其规律性了解得愈深愈透彻，对未来的发展变化就会预见得愈准确愈可靠。预见的准确性只有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才能做到，绝不是那种对实际一概无兴趣，对事物的规律性从不做认真研究，仅凭一时的兴会和幻想，靠主观臆断就可以做到的。毛泽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号召共产党员既要做实事求是的模范，又要做远见卓识的模范，要求他们把二者统一起来。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邓小平在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又为我们树立了典范。他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事实，照顾到香港、澳门的实际，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他从实际出发，提出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了宏伟的蓝图。实践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30年的历史，是实事求是和科学预见相结合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重振的历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历史。

四要加强工作中的创造性。邓小平总是把毛泽东同列宁相比，认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中，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中找到革命道路，完成十月革命的。他认为毛泽东也是这样，不是从马克思、列宁的书本中寻求革命道路，而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寻求中国特色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实践，才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的。邓小平认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11](P38-39)总之，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本身就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它既无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也无现成的本本可以照抄，只能靠自己去探索、去总结、去发现、去创造。我们绝不能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安于现状；也不能陶醉于过去的成绩，故步自封，骄傲自满，使自己的认识和工作总是停留在一个水平上。不打破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状态，就谈不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邓小平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12](P364)解放思想，同唯物主义能动的反映论是一致的；解放思想是无止境的，不存在到头或过头的问题；解放思想同那种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损害安定团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也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13](P279)可见，解放思想同推进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不断开创社会主义新局面是完全一致的，解放思想同脚踏实地干社会主义也是一致的，绝非那种讲大话、空话、不切实际、不讲究落实的飘浮作风和浮夸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