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代何以让位于最坏的时代?

对于全球化来说，没有什么是必然的结果；而对于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占主导地位的这种大国之间的相对和平来说，也没有什么是必然的结果。俄罗斯吞并了克里米亚，这件事颠覆了国家不能以武力扩大其边界的假设。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有增无减，这件事也打破了足够强大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足以消弭民族主义的假设。

不确定性引发担忧

查尔斯·狄更斯在观察爆发大革命的法国时这样总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最近，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从《双城记》中借用这句话当作一篇展望2030年世界的报告的标题。

你能够明白为什么作者会选用狄更斯的话。国际体系中发生的各种动荡既可以激发人们的乐观，也可以同样引发人们的悲观。全球化一边给东方和南方带来了巨大的繁荣，一边伴随旧秩序的渐渐消亡也带来了风险和不安全感。

人们的第一个直觉是赞美全球化使数以亿计的人摆脱了贫困；第二个直觉是担忧全球力量的再平衡会不会带来一个新的强权时代。即使对于透过正常的镜片来看待整个世界的欧洲人来说，他们也开始相信软实力有时可能也需要有一个强硬的核心。

冷战固然有它的问题——更不用说威胁要用核武器毁灭一切。后来，美国在伊拉克的所作所为让美国宣扬自己是一个好的霸主的说法付之东流。不过，双极世界和单极世界好就好在它可以预见。

现在，最大的担心来自于不确定性。中国想要什么？美国目前是不是站在放弃承担和平保卫者的角色的起跑线上？

如同俄罗斯的普京把自己视为沙皇再世一样，莫斯科向乌克兰进军的举动也提醒着人们，威胁既可能来自于日薄西山的大国，也可能来自于崭露头角的大国。

目前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年恰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战一百周年的契机不由得让人想从历史的镜子中寻求帮助。毕竟，历史——借用托克维尔的比喻——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权力再次发生转移

当我们对比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大调整时，历史的相似之处变得令人惶恐不安。20世纪初，世界处在若干大转变的风口浪尖。帝国时代让位于民族国家的时代，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帝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民族主义不久很快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强大的诱因。权力正在从大西洋东岸转移到大西洋西岸，从欧洲转移到美国。同时，作为世界大战的结果以及导火索，全球化让位于经济保护主义。

在本世纪开始的几十年里，我们正在目睹同样波澜壮阔的权力再分配。这一次，权力从大西洋沿岸转移到太平洋沿岸。我们无时无刻不在谈论着东方的崛起。这并不是说西方已经正确领会了200年霸权终结的意义所在。

第二个转变是国家内部的权力转变，从政府转移到人民手中。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再加上通信技术的革命，它们正在挑战过去所有关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假设。公民挑战统治精英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而恰好在这一时刻，全球化正让这些统治精英越来越赢弱。

当代最危险的转型是从一种可预测的秩序转向一种没有任何明显依托的秩序——现有的当权者失去了支撑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的威权，越来越多的国家反对任何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在这个世界里，全球化释放的经济竞争成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民族主义的帮手，反过来，民族主义也战胜了经济的相互依存。

所以，是的，真正的危险在于全球化会分崩离析，正如100年前发生的那样——同时20世纪下半叶的多边主义将让位于“强权即真理”的多极化冲突。

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咄咄逼人同样危险的事情是美国决定从全球舞台上退下来，犹如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所做的让步一样。

没有哪种结局是预先确定好了的。

正如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兰在一本描述一战前的事件的书中所说，少一点误判，改变人与人的交往方式，1914年的欧洲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一个世纪以后，核武器既是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也是避免大国战争的最有力的制约因素之一。

狄更斯是怎么写的？“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现在和当年一样，我们还有选择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