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政府工作的难点（2）

结构调整是“重头”如何平衡结构调整与经济增长。长期以来，经济结构问题一直是困扰中国经济的梦魇。因此，推动结构调整也就成为历届政府的“重头戏”，结构调整同样也是本届政府的“主攻方向”。《报告》指出“当前我们面临着很多不确定因素，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在这种形式下进行产能过剩的治理、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会变得举步维艰。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由于7.5%的增速目标存在一定难度，如果将增长放在首要位置上，那么中国则需要部分牺牲结构性改革，同时增加对环境的压力，中国必须保持目前政策的弹性，以便于在问题和风险出现时就立刻对政策进行调整，避免出现整体经济的滑坡。李克强总理表示只要经济增长不突破下限，就集中精力调结构、促改革。即使经济增长突破了下限，也要把稳增长和调结构、促改革结合起来。这对政府将是巨大的挑战。

如何发挥“基础作用”与“关键作用”。《报告》提出“要增强内需拉动经济的主引擎作用”，“要发挥好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11.8%，低于预估中值13.5%，创下自2006年2月以来最低水平。这表明消费还难以成为拉动经济的主引擎。“把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主要着力点”，就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费能力”，提高的办法是“多渠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些措施的实行都需要时间。

投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今年1—2月同期投资亦明显降温，同比增速回落至17.9%，为统计局公布不含农户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以来的纪录低点。表明投资已经增速放缓投资增速。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房地产业是投资的主要领域。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和结构升级，属于本届政府“转方式调结构”的重点产业，房地产市场要“抑制投机性需求”，这些领域的投资能否起到稳增长的关键作用尚属未知。那么，投资应走向何方?《报告》中提出的稳定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松紧的货币政策能否满足稳增长的投资需求，能否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在消费需求不振时，投资需求能否稳定增长就成为关键，中国经济巨轮行稳致远任重道远。

民生改善有“奔头”如何控制CPI。3.5%左右的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指标，对于本届政府是严峻考验。原因有四：第一，农民工市民化的较高经济成本、居民实际收入的提高需求对物价形成压力;第二，人口红利减弱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将推动物价上涨;第三，《报告》提出的居民用水、用气等资源性产品的阶梯价格改革，造成物价上升的压力;第四，人民币汇率下降，导致进口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从而形成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如何保就业。《报告》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关系经济升级、民生改善和社会稳定的大事”。但当前我国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并存，高校毕业生、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和困难群体再就业以及城镇稳定就业等多重挑战交汇。2014年仅高校毕业生就有727万人，城镇新增就业1000万以上。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要靠发展，在就业人数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受宏观经济形势下行的影响，2014年就业工作任务艰巨，就业与增长的矛盾凸显。如何“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使劳动者生活更加体面、更有尊严”是民生大事。

环境治理有“盼头”如何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我国长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生态红利严重透支、环境压力进一步加大。当经济增长目标低于预期时，环境保护是否会放松?是经济优先，承受污染代价，还是环保优先，牺牲经济增长?抑或是二者兼顾，在增长和环保之间寻找平衡?“淘汰钢铁2700万吨、水泥4200万吨、平板玻璃3500万标准箱等落后产能”，能否顶住受损利益群体的压力?向污染“宣战”以后，方案如何执行考验政府的治理能力。

如何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报告》提出的新课题，污染问题不是单个地方的责任，由于其负外部性，仅靠个别的政府、企业和人，无法有效解决污染问题。治理污染，既需要建立跨区域、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又需要全国一盘棋的谋划。既需要行政力量的推动，又需要市场机制的主导。既需要政府的行动，又需要企业和居民的参与。既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又需要细化的操作措施。既需要中央政府的统筹，又需要跨地区、跨部门的协调。既需要不断探索，又需要迫切推动。如何打破地方利益的分割，协调行动，形成合力“出重拳”，建立联动机制，考验着政府的智慧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