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平: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 (2)

社会公平: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诉求 (2)

二、社会不公: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分配规则不公、教育权利和机会不公、社会保障权利和规则不公等社会不公现象屡见不鲜。究其根本,这些社会不公问题是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是当今中国社会治理领域内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居民收入分配规则不公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0.4 是国际警戒线。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在2000年就达到了0.417,2013 年1 月18 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官方数据为0.474,表明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具体表现在城乡居民收入、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和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别过大。

以2012 年为例,“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565元,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7917 元,前者是后者的3.1倍。按五等份收入分组,城镇最高收入组人均为51456 元,最低收入组人均为10354 元,前者是后者的近5倍”[4]。众所周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地区,占全国人口7.1%和全国面积1.43%的14 个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创造着全国约1/5的财富,从而带动东部地区收入增长速度也快于其他地区,并逐渐扩大了与其他地区的收入差距。“截至2011 年,东部地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406.04 元,中部地区为18323.16 元,两者相差8082.88 元,大于2005年两者间4566.36元的差距”[5]。目前,公众普遍关注的垄断行业超额工资和灰色收入已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他们在工资增幅、福利水平等方面远远高于非垄断行业的职工。这些问题不能不说是收入分配规则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公,还需进一步完善。

中国的基尼系数一直以来是比较高的,收入差距问题相当严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对公平有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平衡东西部地区发展速度、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强烈的共同呼声。

(二)教育权利和机会的不公

民间存在着这样一句顺口溜:“上小学拼户口,上中学拼关系,上大学拼地域”,从侧面反映着在教育权利和机会上明显存在着不公平。教育权利公平主要指受教育的要求权、自由权、福利权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应当平等;教育机会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机会,不受家庭背景、经济财富等因素的影响;而教育公平则是整个社会公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质是政府对全国范围的教育资源进行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大致确保不同群体和个体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相对平等。

当今中国存在着公共教育资源在地区、城乡和不同人群之间分配地不均等,这也必然导致受教育权利和机会的不公平。主要体现在:区域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合理,东部大城市明显比西部贫困地区占有优势; 城乡间教育机会不均等,占总人口30%的城市人口享有70%的教育资源配置;学校间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重点学校相对非重点学校优势明显。

当今热点问题“异地高考”的根源就是教育机会不均等。地域间的高考录取标准差距和名校的录取差异较大,经济发达地区和高校集中的城市高考录取标准明显低于其它地区和城市,名校所在地的考生上名校的机会大大高于外地考生,特别是北京考生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标准要低于不少外地考生,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人们享受基本公共教育的机会和质量出现较大差距。

(三)社会保障等权利和规则的不公

长期以来,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资源在各类社会群体之间的分配是很不均衡的。从本质上说是由规则不公造成的,这也就使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享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时的权利有很大差别。从城乡来看,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远远高于乡村,大城市高于中小城市;从社会群体来看,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国企职工相对较好,其余群体享受的公共服务是相对较低的。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社会保障绿皮书》和《中国社会保障收入再分配状况调查》指出,现阶段不同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最低是200 元,最高10000 元,上下限最高相差近50倍;截止至2012 年9 月,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已经连续8 年上调,而新农保和城居保运行3 年后的当下,依然是每人每月55元的基础养老金没有提高。从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方面来看,城乡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不合理,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医疗卫生的占有差别较大,政府与个人在医疗支出上的分担不尽合理,不同等级医院之间医疗卫生资源配置差距明显等规则不公现象。

此外,还存在着诸如:“拼爹”、“萝卜招聘”等就业竞争规则不公现象。所谓的公开招聘是为了某些人“量身定做”的“萝卜招聘”,大部分应聘人成了“陪练”,即使考分和面试都是第一名也需要“运作”,“拼爹”现象在毕业生和其家长眼中普遍存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中的统计数据表明,具有权力资本的官员的子女成为领导的机会是非官员子女的2.1倍。而在人的最基本权利———住房居住权方面也存在着较为严重的权利不公现象。当“房奴”和“蚁族”们“居者无其屋”,少数不法官僚和权贵及“房叔”“房姐”们占据着几十套至上百套的房产。

只有这些权利、机会和规则不公问题得到很好地解决,社会才会真正地和谐。因此,我们必须加强中国特色社会治理,从而优化不同社会成员的社会权益和利益的博弈,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社会难题。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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