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徒法不足以自行

《孟子离娄上》曰：“徒法不足以自行。”即只有法令不能够使之自己发生效力，反腐倡廉仅靠法令是不行的。早在两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举贤良对策》中曾重点分析了当时为什么会“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们犯罪的数量也越多；政府打击犯法的措施越多，人们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政府越是反腐败，腐败越猖獗。中纪委王岐山书记强调，要把坚决惩治腐败、遏制蔓延势头作为工作目标。并指出，惩是为了治，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使领导干部“不想腐”；强化制度建设和监督管理，使领导干部“不能腐”；坚持有腐必惩、有贪必肃，使领导干部“不敢腐”。反腐倡廉，需要他律与自律的共同推进，徒法不足以自行。

“相濡以道德，相忘于法治”，反腐倡廉须道德源头教化。道德自律是软约束，而法律制裁是硬约束，道德与法律都属于人们的行为规范，法律是外在的道德，道德是内在的法律；法律是强制执行的道德，道德是自觉执行的法律；法律是起码的道德，道德是高尚的法律。道德的力量是无穷的。董仲舒以为，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必须以“正人心”作为重要的突破口，并从最上层做起，层层向下，影响整个社会。其曰：“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资治通鉴》记载，唐朝宰相姚崇丧子，请假数日，政事积压，同朝宰相卢怀慎一时处理不了，感到愧疚，便向唐玄宗作检讨。然而，唐玄宗并无怪罪之意，他笑着对卢怀慎说：“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镇雅俗耳。”意思是说，管理朝政主要是姚崇的事，而卢怀慎是他树立的道德榜样，让其在位的意义在于引领社会风气。卢怀慎居官多年，正直无私，廉洁自律，生活俭约，所用器物、衣服没有金玉锦绣之华丽，所得薪饷大都接济给困难的人，家无积蓄，妻儿常年受穷，其官声极佳、影响很大，他手下的官吏亦不敢奢侈挥霍，更不敢中饱私囊。再如明朝万历皇帝用海瑞来引领社会风气，做道德楷模，虽然海瑞屡次触犯万历皇帝，贬了又升，几起几落，因为万历皇帝知道，海瑞是一个离不开的清官，由他“坐镇雅俗”，引领世风，对抗官场贪渎习气极为重要。古今中外，无论哪个社会，都需要“坐镇雅俗”的道德楷模，能够开风气之先，净化党风、政风和民风。

“畏己知”“嗜鱼拒鱼”，反腐倡廉须自律。“畏己知”始见于清，作为反腐倡廉名训为历史推崇沿用。誉称“千古一廉”的清代河南巡抚叶存仁离职时，僚属为避人耳目，便在深更半夜用小舟为其馈赠金银首饰等大批礼品，叶存仁见状，既不想私藏暗吞，可送礼者是自己昔日的旧僚下属，又不想生推硬挡，便灵机一动，挥诗巧妙拒绝。其诗文曰：“月明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知畏己知。”《初潭集廉勤相》中的《公仪休嗜鱼》记载：公仪休相鲁而嗜鱼，国人献鱼而不受。其弟子谏曰：“嗜鱼不受，何也？”公仪休曰：“夫唯嗜鱼，故不受也。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鱼而不免于相，长自给于鱼。”“畏己知”“嗜鱼拒鱼”都是一种自律境界，“畏人知”“不免于相”是外部约束的他律。《礼记》云：“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畏己知”“嗜鱼拒鱼”是一种慎独意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畏己知”“嗜鱼拒鱼”亦是一种忧患意识。正如唐代诗人杜荀鹤诗云：“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加强反腐倡廉建设，需要领导干部要有“叶存仁畏己知”“公仪休嗜鱼拒鱼”这样的自律境界。

“淮南为橘，淮北为枳”，反腐倡廉需廉政文化土壤。《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记载：“齐国的晏子到楚国，楚王想戏弄他，故意将一个犯人从堂下押过。楚王问：此人犯了什么罪？回答：一个齐国人犯了偷窃罪。楚王就对晏子说，你们齐国人是不是都很喜欢偷东西？晏子回答：淮南有橘又大又甜，一移到淮北，就变成了枳，又酸又小，为什么呢？因为土壤不同。”“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现喻指反腐倡廉的文化土壤很重要，关键在于建设培育。廉政文化的特点在于它是软性的不是刚性的，是民主的不是专制的，是多元的而不是单一的，是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的，攻其力不如攻其心。廉政文化具有社会引导的功能，对人们的思想认识起到潜移默化、感染熏陶的引导作用。要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的土壤；要强化廉政文化载体，增加廉政文化含量；要重视廉政文化制度建设，不搞“教而不诛”或“诛而不教”，不断建立和完善先进廉政文化；要强化“文化反腐”氛围，形成对腐败文化零容忍的舆论态势。《官箴》曰：“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培育廉政文化土壤让倡廉有形，润物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