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以煤炭为重点,利用煤价在2012年下半年后“自然并轨”的有利时间窗口,以资源税从量变从价的改革为契机,推进“从煤到电”的相关配套改革,理顺资源能源、不动产等基础产品价格,逐步积极形成基础品层面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要形成这样的体系,首先要以煤炭资源税费和电力部门价格改革为重点,实行价、税、财等方面的联动改革。同时,在此基础上进行资本市场、国有资产管理和金融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一、改革面临的局势
30多年来,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能力明显增强,这一切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红利”的释放关系密切。上世纪80年代,我国以“分灶吃饭”财政体制为宏观层面的突破口,启动经济体制改革;1986年又曾设计“价、税、财联动”配套改革,但其后由于种种主观、客观原因而搁浅;1994年的财税配套改革具有里程碑意义,使上世纪80年代已反复探讨的价、税、财联动改革,在价格调放基本完成于“治理整顿”低通胀期之后,又乘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推进打造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体制和多税种复合税制。1994年配套改革改变了以往各级政府按照行政隶属关系组织财政收入的模式,从源头和机制上理顺了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分配关系,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生产要素在国内外两个市场自由流动、企业公平竞争和宏观间接调控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本的制度基础,促成了此后延续至今的国民经济活力释放和又好又快发展。
但也必须看到,分税制改革的任务至今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远未完善。目前尽管我国大多数一般性商品价格已由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但是,基础能源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却仍以政府行政命令和审批权力为主导,且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有扩大、强化和常态化趋势。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基础支撑性产业、资源产品和能源产品(尤以电力为代表),对中下游产业和国民经济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审批”经济导致价格形成机制扭曲、产品价格无法真实正确反映产品的稀缺程度、供求关系以及生产环境成本,自上游开始误导中下游微观企业资源配置行为,致使自“九五”计划便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举步维艰,节能降耗在关键、重点领域近乎流于空谈,资源环境瓶颈制约日趋收紧,经济结构调整屡屡受挫。近年来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矛盾,以及相关摩擦和消极现象,大多数源于此或与此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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