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红利的实现需要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改革的红利最主要体现在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改变。这种改变利国利民，有利于改善民生，更有利于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从而有利于从无感增长到有感发展。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与社会学直接相关的三个领域是：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社会事业改革创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我着重结合新型城镇化问题，并适当联系社会事业改革、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对改革红利做一些分析。

　　优化资源配置方式才能真正产生改革红利

《决定》多次提到“资源配置”这个重要概念。高效、合理、可持续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确保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重中之重，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手段，是发挥我们制度优越性的根本途径。全面深化改革，归根到底是要在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建立起更有效率、更加合理和优化、更可持续发展的资源配置方式。只有这样的资源配置方式，才会产生改革的红利。

“资源配置”主要涉及资源由谁来配置、如何配置和配置什么三个基本问题，即配置的主体、方向和客体问题。

关于配置的主体。一般来说，现代社会资源配置的主体是政府部门、市场部门和社会部门。关于这三大配置主体之间的关系，《决定》从世界眼光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这是《决定》最重要的论断之一。

关于配置的方向。所谓“资源配置”是指各种资源在不同的使用方向之间的分配，大体可分为：有效的和非有效的配置，或者说低效的和高效的配置；合理的和非合理的配置；可持续的和不可持续的配置，即配置资源必须遵循高效、合理和可持续的原则。只有这样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才能使有限资源的开发利用达到最佳效果。

可以说，《决定》通篇实际上都在研究现有条件下我们的各种社会资源如何更有效率、更加合理、更可持续地配置问题。

关于配置的客体。“资源配置”中“资源”，其内涵是指一个社会及其个人赖以生存和发展所需的人力、财力、物力、机会等生产和生活资料。“资源”有多种分类，由于经济的基础作用，人们常常把资源划分为“经济资源”和“非经济资源”。社会学正是根据这种划分，合逻辑地把社会资源区分为三个层次：广义的、中义的、狭义的。广义的社会资源是包含经济资源在内的整个社会资源，它是经济资源与非经济资源的总和。

中义的社会资源，是不包括经济资源的非经济的社会资源——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生活的、生态的等。狭义的社会资源，是与经济资源相对的社会领域的资源——教育、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由于经济和社会因素互相嵌入，要把经济资源与非经济的社会资源截然分开是不可能的。

《决定》事实上也是从这三种意义上使用了资源概念。在我国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滞后15年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体制机制的全面深化改革，对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进行高效、合理、可持续的配置，其改革红利是巨大的，但是难度和艰巨性也可想而知。

新型城镇化产生的改革红利是巨大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对推进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进行具体部署。会议紧紧围绕“以人为本”，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六大任务，其中既有战略目标也有实施路径，既有顶层设计也有细化保障。

六大任务为扎扎实实解决多年来未解决的难题——“农民如何变”、“土地如何管”、“资金从哪来”、“城市如何建”、“水平如何提高”、“城镇如何管”打下了基础，指明了路径。关于“农民如何变”，会议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而为了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难题，会议提出采取四类城市差异化落户的办法：全面放开建制镇、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关于“土地如何管”，强调守住耕地红线，严控建设用地增量，以盘活存量为主；关于“资金从哪来”，提出逐步建立地方主体税种，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关于“城市如何建”，提出“两横三纵”城市化战略布局，还提出深入实施城镇棚户区改造，注重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等。

很明显，所有这些都涉及对各类资源——人、地、财等资源的优化配置，配置的方向倾向农村，倾向农民，倾向社会弱势群体，倾向中西部地区，从而改变了旧式城镇化以农村衰落为代价、把农民当作牺牲品、令农民充满怨气和不公平感的状况，而使人数众多的农民成为这种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受益者、受惠者。这就是新型城镇化产生的巨大改革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