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强刺激”到“深改革”：宏观调控模式亟待创新

今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和运行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一些围绕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同看法也随之出现，比如对经济形势“软着陆”、“硬着陆”的判断，对宏观经济政策指向的“微刺激”、“强刺激”的分析。笔者认为，针对经济增长呈现的新形势和新趋势，当务之急是改革创新宏观调控的理念、思路和方式。

“微刺激”、“强刺激”还是“深改革”

上个月，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今年第一季度经济数据，国内生产总值（GDP）较上年同期增长7.4%，相较2013年四季度7.7%的增长率，经济增速有所放缓，这也是2009年来同季的最低增速；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工业增速和固定资产投资也出现回落，反映工业品出厂价格的PPI在3月同比下降2.3%，跌幅进一步扩大，连续25个月负增长，显示去产能压力仍然较大；外贸出口同比下降。从央行公布的3月货币供应增速数据来看，截至3月底，中国广义M2货币供应增加12.1%，低于13%的经济学家中位预测，也不及13.3%的2月增幅，信贷放缓暗示经济减速。一季度数据证实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几乎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扩大小微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实施范围、加快棚户区改造、加快铁路尤其是中西部铁路建设的政策措施。同时，国务院在部署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确定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政策措施时特别指出“对符合要求的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合作银行适当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这一系列政策信号迅速被解读为中国又开始启动新一轮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境外一些著名智库和媒体也几乎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正在“低调地实施经济刺激新计划”。

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究竟出台“刺激经济”的政策确保经济短期增长，还是通过深化改革，调整结构，促进转型，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宏观调控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在笔者看来，中国宏观调控的模式亟待改革和创新，这不仅是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和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首先，传统宏观调控方式的后遗症日渐明显，老的调控理念和路径已经难以为继。一是老的调控方式是一种增长导向型的调控，容易造成更多的经济波动和更短的波动周期，往往越是调控经济，增长波动性越强，所谓多年来形成的“一放就活，一活就乱，一调就收，一收就死”的调控怪圈，其背后就是“唯GDP的调控思维”。二是老的调控方式实际上带来很多失误和后遗症，例如现存的产能过剩问题、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问题、影子银行问题、房地产行业的风险等，这些问题与风险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其初始原因就是不恰当的宏观调控方式；尤其是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结构性困境，在宏观层面上，突出表现为原有的货币发行思路与实体经济增长率不一致，即现有的货币发行实际上已经无法形成实体经济的有效增长率；而微观层面上，在投资驱动的增长框架下，企业投资预期利润率与银行利息率不匹配，即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下降，微观投资意愿严重不足，这可能是目前宏观调控遇到的一个大难题。三是老的宏观调控更多注重政策性调节，忽视深化改革，甚至以宏观调控代替深化改革，造成政府职能转型缓慢，行政性审批制度改革和负面清单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等问题。

其次，全球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有了新变化和新趋势，客观上要求改革和创新我国的宏观调控方式。从短期来看，2014年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调整和实时退出，势必会影响全球经济增长与货币发行的再平衡，受其影响，欧洲和日本可能会有所动作，这些变量和不确定性会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新兴市场和中国经济造成新的冲击，中国宏观调控在短期内必须对应全球经济和主要国家货币政策的改变做出及时调整；从长期来看，全球经济运行和贸易规则正面临重构和重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强调贸易和货物流动的便利化，现在强调投资便利化，因此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应是为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平竞争、投资准入国民待遇以及负面清单和投资便利化创造条件。同时全球经济市场和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的重构，都要求宏观调控更加突出市场化以及贸易更加便利化的新要求，因此必须改革政府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微观事物的管理。

最后，中国经济增长目前面临的新问题、新需求也需要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当下中国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式——这个模式下，经济增长是稳定的，而不是过去大起大落的超常规增长；是一个内生性的增长，而不是仅仅依靠政策变量刺激产生的，有着大量后遗症的增长；是一个有质量有效益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追求GDP、盲目扩张的增长；是一个更强调经济增长效率的增长，而不仅仅是体现增长率的增长；是一个经济社会和生态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而不是付出巨大生态代价、低效率使用资源能源的增长。因此，宏观调控必须把如何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作为首要任务，而非简单以增长优先为导向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