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改革观”和“改革思维”的转变

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改革本位主义，也就是要以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要务。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改革的战略定位、改革的目标方向、改革的方法路径、改革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着力实现改革观和改革思维的转变。

改革的战略定位：

要实现从方法论到价值论的转变

对改革的战略定位直接决定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深度和贯彻力度。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定位，也是我们的战略构想。可以说，“革命”是改革战略定位的价值论内涵。3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坚持不懈深化改革，首先是牢牢把握这一战略定位的结果，也是我们的政治定力所在。但战略构想必须要经过策略实施，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改革的战略构想必须要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改革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改革的战略定位实现着从“价值论”到“方法论”的转变，这是落实改革战略构想的必经阶段，实现改革的战略定位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当前，改革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局限逐步显现，其价值论内涵越发重要，我们必须坚持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这是我们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和改革思维的首要前提。

在落实改革战略构想的过程中，“改革”在前30年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首先是作为一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引入我国政治经济实践的。30多年来，我们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往往是一个先在局部领域、行业和地区尝试的实施过程。譬如，在经济改革领域，从宏观理论层面看，以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主题，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微观层面，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还是兴办特区、综合实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财政金融等具体领域的改革，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调整生产关系的方法和手段，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题中应有之义。30多年来改革作为一种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所走过的路实际上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不同问题。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论对改革的破冰和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无谓争论，事实上贯彻了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思想。但也由于改革的方法论思想过于强大，使我们对改革价值论的内涵认识不够，由此导致实用主义、事务主义等庸俗哲学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改革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但这恰恰是关乎改革兴衰成败的根本思想认识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围绕“改革”，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一整套相互配合的体制机制，改革从最初的方法探索，从一种战略构想转变成为活生生的实践，其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对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至此，我们再提改革，其方法论意义仍在，因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但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和定位要重新赋予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论涵义，重新审视其“革命”的战略定位本意，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方法路径和历史作用。首先，要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视角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的改革。当今“一球两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竞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两个绝不会”的历史规律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是判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确与否的首要标准。中国改革的成功探索充分说明“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价值”判断，是否“改革”是判断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能否科学把握“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相互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次，对改革的“革命”定位关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改革绝不是“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基本准则前提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调整，既不是指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道路，更不是要回到西方所期冀的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还要看能否探索出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定位必须要实现从方法论到上述三个层面价值论的回归和转变。

改革的目标：要实现从突破论到发展论的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充分说明全面深化改革是目标和方向的统一，但这一目标方向的形成却是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的过程，就目标来看是分阶段有步骤的实现过程，就方向来看是不断探索逐步清晰的过程。纵观30多年的改革，其目标方向的实现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从突破传统体制机制束缚，突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束缚到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性转化过程。

30多年前的改革，我们面临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突破封闭僵化的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也就是突破以苏联为代表的以计划经济为主要内容的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束缚。30多年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正确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到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可以说，今天旧有的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作为一种制度性障碍已不存在，改革突破传统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任务已近完成。与此同时，伴随着改革的进行还有一股试图把改革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暗流，不从理论和现实层面突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这一“预设”，就很难在坚持改革正确方向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来，我们对这一暗流高度警觉并不断与之斗争，从20世纪80年代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直到现在反对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西方错误思潮，其根本目的就是要从理论层面突破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迷思”，把改革的目标方向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开来。上述“两大突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逐步实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准备了理论前提和现实基础。

就改革的目标来看，“现代化”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我们党建国初期提出的“现代化”思想，明确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把目标性较强的“现代化”战略，用一种近乎计划的办法规定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成为中国日后实现现代化的基本遵循和目标路径。同时，把实现现代化同不断深化改革紧密联系起来，赋予“现代化”目标和路径的双重内涵。也就是说，现代化的“三步走”是目标，但现代化同时又是引领和推进改革的基本路径。毋庸讳言，前两步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基础方面的，其实施主要是在经济技术等生产力层面且发展目标已经实现，但第三步发展战略就不仅仅是经济现代化的意义，而是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因此，党的十五大把第三步发展战略又细化为“新三步走”，并赋予“现代化”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新内涵。至此，“现代化”的目标和路径涵义更加明确，并且成为系统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改革的一种理念。可以说，“现代化”的内涵是随着改革实践的发展不断丰富的。改革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意。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现代化”目标逐步实施和不断完善的过程。当前，我们正处于“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二步，从经济指标和主要科学技术水平的总量看，中国在生产力层面的现代化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但对生产关系以及建构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我们还远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各种制度、法律、法规尚处于健全和完善之中，当代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逐步过渡之中。经济基础现代化使社会的复杂性日益增大，要求上层建筑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既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解决现代化的问题，又要用现代化的思路来全面深化改革。如何管理好这一新旧杂陈“半截子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任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又是现代化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把全面深化改革同深入推进现代化有机联系起来的阶段性目标追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形成和完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改革伊始，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懵懵懂懂，所以邓小平同志讲要“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我们对所走道路不明确之时非常形象的说法。30多年来，我们“走一步、看一步，先走再看、边走边看”，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下的实践优先战略，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断推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等各方面创新，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基础上，通过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逐步探索出一条既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又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的根本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0多年的改革之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破壳而出、化蛹成蝶”的过程。当前，改革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这就是已经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军事、国防、外交等全方位多领域展开，对改革的战略性、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的要求成为当务之急，迫切需要一整套与之配合的制度体系。事实上，改革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也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必须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来看，旗帜已然树立，道路业已开辟，理论体系逐步形成，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既是水到渠成也需因势而为，但这一切都离不开改革的实践，只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来保障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全面深化改革的实现。当前，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任务，又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