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改革观和改革思维的转变

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伴而生、相辅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树立改革本位主义，也就是要以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要务。当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全面深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要在改革的战略定位、改革的目标方向、改革的方法路径、改革的历史作用等方面着力实现改革观和改革思维的转变。

改革的战略定位：要实现从方法论到价值论的转变

对改革的战略定位直接决定着对全面深化改革的认识深度和贯彻力度。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定位，也是我们的战略构想。可以说，“革命”是改革战略定位的价值论内涵。30多年来，我们之所以坚持不懈深化改革，首先是牢牢把握这一战略定位的结果，也是我们的政治定力所在。但战略构想必须要经过策略实施，这是一个基本规律，改革的战略构想必须要转化为现实的具体改革举措。在这一过程中，改革的战略定位实现着从“价值论”到“方法论”的转变，这是落实改革战略构想的必经阶段，实现改革的战略定位是一个“正反合”的过程。当前，改革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局限逐步显现，其价值论内涵越发重要，我们必须坚持价值论和方法论的统一，这是我们树立正确的改革观和改革思维的首要前提。

在落实改革战略构想的过程中，“改革”在前30年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首先是作为一种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引入我国政治经济实践的。30多年来，我们所采取的改革举措往往是一个先在局部领域、行业和地区尝试的实施过程。譬如，在经济改革领域，从宏观理论层面看，以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为主题，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直至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微观层面，不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股份合作制，还是兴办特区、综合实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及财政金融等具体领域的改革，其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把改革作为一种调整生产关系的方法和手段，这也是邓小平同志所说的“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题中应有之义。30多年来改革作为一种方法论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所走过的路实际上是用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遇到的不同问题。事实证明，这一方法论对改革的破冰和顺利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避免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无谓争论，事实上贯彻了邓小平同志“不争论”的思想。但也由于改革的方法论思想过于强大，使我们对改革价值论的内涵认识不够，由此导致实用主义、事务主义等庸俗哲学泛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改革的认识、理解和把握，但这恰恰是关乎改革兴衰成败的根本思想认识问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我们围绕“改革”，在理论、制度和实践层面形成了一整套相互配合的体制机制，改革从最初的方法探索，从一种战略构想转变成为活生生的实践，其所召唤出来的巨大生产力和对生产关系的巨大变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至此，我们再提改革，其方法论意义仍在，因为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但我们对改革的认识和定位要重新赋予其本身所具有的价值论涵义，重新审视其“革命”的战略定位本意，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加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方向、方法路径和历史作用。首先，要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视角重新认识和定位中国的改革。当今“一球两制”，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的相互竞争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两个绝不会”的历史规律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要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何突破这一困境是判断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确与否的首要标准。中国改革的成功探索充分说明“改革”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价值”判断，是否“改革”是判断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能否科学把握“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相互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其次，对改革的“革命”定位关乎改革的性质和方向，改革绝不是“运动就是一切”的修正主义，而是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和基本准则前提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革命性调整，既不是指以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道路，更不是要回到西方所期冀的资本主义道路。最后，判断改革成功与否的首要标准还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次还要看能否探索出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定位必须要实现从方法论到上述三个层面价值论的回归和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