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权力观

权力问题是政治哲学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党的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必须正确处理的一个重大实践课题。毛泽东的权力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重温毛泽东同志权力观，以及反思其治理权力异化和腐败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建立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权力观的来源和演变　　

20世纪早期是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毛泽东在其求学生涯中，为了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博览群书，努力汲取中外思想文化的精华。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毛泽东的思想不断演变，逐渐成熟。与此相适应，毛泽东的权力观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从最初的民本主义转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民本主义思想。毛泽东通过在私塾和东山学堂的学习，对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深厚，因此其最初的权力观具有很深的民本主义烙印。毛泽东在其1913年摘录的笔记《讲堂录》中指出：“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命何?理也。能顺乎理，即不违乎人；得其人，斯得天矣。然而不成者，未之有也。”①在毛泽东看来，统治者的权力并不来自虚幻的天命，并不是天生的，而来自民众的授予。但是，如何改变腐败的社会，实现政权的更替，毛泽东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主张对社会结构实行自上而下的渐进调整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在1915年写给湘生的信中，他不但十分推崇康有为、梁启超，而且坚持英雄史观，认为“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②。毛泽东这时并没有看到普通民众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

在权力观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还深受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的影响。1912年在长沙湘乡会馆寄居期间，毛泽东曾有半年多的时间泡在湖南省立图书馆，阅读了大量西方十八、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然科学的著作，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熏陶。1913年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后，在研读经史子集著作的同时，又广泛阅读了西方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因此，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展示了普通民众在社会和国家变革中的力量时，毛泽东就倾向于主张平民革命的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思想。克鲁泡特金虽然也强调民众的主导作用，但他所主张的平民革命是拒斥马克思的暴力革命道路，这和毛泽东此前接受的康梁改良主义有一致之处。而且因为无政府主义拒斥一切权力、崇尚自由平等，充满着比马克思主义还激进的色彩，所以这一思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毛泽东明确主张“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打倒各种强权。他认为，打倒强权的方法有两种：激烈的和温和的。用激烈的方法，主张暴力革命，实际上是“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毛泽东赞同温和的方法，拒绝一切权力。“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③

在1920年，毛泽东的思想又再次发生变化。一方面，毛泽东从1919年底以来的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中认识到面对现实世界激烈的阶级对抗，面对军阀张敬尧的暴力镇压，仅仅依靠“呼声革命”、“无血革命”是不够的，而必须依靠阶级斗争，丢掉改良主义的幻想。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北京的四个来月以及奔赴上海的途中，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对俄国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并与李大钊、陈独秀有更深的接触、交流。另外，毛泽东还就改造中国的方法问题，与蔡和森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对现实的深刻反省和思考，毛泽东看到了俄国暴力革命的重要意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他在1920年12月致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确地指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④，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才能实现权力的更替；也只有先建立革命的政权，以此为保障，才可能对旧社会进行改造、教育。在1920年11月25日写给向警予的信中，毛泽东还写道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⑤在1921年的时候，他更是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存在的不足之处，他说：“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纵观毛泽东权力观的演变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了解到马克思主义，并在《民众的大联合》中首次提到“马克斯”，但他并未一开始就倾向于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驱张运动之后，从实践出发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二、毛泽东权力观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权力观包含着丰富的内容。限于篇幅，本文只对毛泽东权力观与权力的主体、根源、直接来源、消亡等等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于权力的主体问题，坚持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权力的主体问题是权力观的核心和基石问题。坚持人民的权力主体地位，这是毛泽东权力观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早在湖南自治运动掀起的时候，毛泽东就自发地主张人民是权力的主体，认为湖南自治运动应该由“民”发起，搞“民治”，而不是“官治”。否则，在民以外的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⑦如果“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⑧。

彻底转向马克思主义后，毛泽东明确强调，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才是国家权力的主体，必须建立真正属于广大人民群众自己的国家政权。在毛泽东看来，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⑨，所以，“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⑩因此，毛泽东认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她本身决无私利可图。她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被明确地写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之中。

(二)关于政治权力的根本来源问题，明确强调经济基础是保障政治权力的前提条件

马克思明确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权力只不过是经济权力的产物”(11)。“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12)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十分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实力对于政治权力的重要作用，不过他并没有明确地把经济当作政治权力的唯一来源。他说：“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13)他认为，贵族资本家有了知识和金钱，他们便设军营练兵，设工厂造枪，于是产生强弱的阶级，维系着统治。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在革命战争中充分地认识到，没有经济的后盾，革命政权就不可能获得巩固的保障。“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伟大的任务，一个伟大的阶级斗争”(14)。为此，我们党高度重视土地问题和革命根据地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土地问题的解决既关系到财政问题，也关系到革命的生力军——兵士问题。毛泽东指出，“要增加生力军保护革命，非解决土地问题不可”，“因农民要保护他们的土地，必勇敢作战。”(15)

在建国前夕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更是明确地指出发展经济才能巩固党的政治权力，他说：“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16)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坚持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的观点，主张“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17)。

(三)关于政治权力的直接来源问题，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8)的响亮论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9)“政权问题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20)毛泽东坚持发展了这些论断。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他对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刻的总结，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1)。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只有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才能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后来，他在《矛盾论》中又进一步解释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22)“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响亮论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政权的直接来源，也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四)关于权力消亡的问题，辩证看待权力的消亡和强化

马克思曾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国家将消亡，政治权力也将消亡。但是在过渡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深刻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权力消亡的观点，一方面，他认为政治权力的消亡是必然的。“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23)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权力的消亡是有一定历史条件的，是伴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国家权力就不能消亡，相反，还必须加强。在1949年6月全国革命胜利之际，针对当时的反动派提出的“你们不是要消灭国家权力吗?”的诘难，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要，我们现在还不能要。为什么?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所以，他强调，“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24)所以，要辩证地看待权力的消亡和强化，权力的强化是为了实现权力的消亡。不过，与反动政权被革命政权所推翻、灭亡不同，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权则不是推翻的问题，而是创造条件自然消亡。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权力观上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分析权力问题，这是毛泽东权力观的重要特点，也是毛泽东权力观具有科学性的重要保证。正是在这种科学权力观的指导下，毛泽东把人民群众置于重要的地位，团结和带领人民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