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构建实践哲学的中国话语体系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教授 俞吾金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6卷中提出了灵魂把握事物的5种能力，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践智慧。这个新概念的提出，其意义不仅在于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更重要的是在西方哲学中引入了一种新的、不同于柏拉图的哲学观。然而，历来的哲学史家们都低估了这一点。

近年来，在中国哲学的研究中掀起了一股研究实践哲学的热潮。由于中国人的理性本质上是实用理性和经验理性，所以中国人比较重视践行，但却缺乏进行抽象的理论思辨的动力和兴趣，尤其是像柏拉图那样，建立抽象的理念世界的兴趣。相反，中国人满足于混沌的经验，只要这些经验可以应付周围的环境就满足了。但中国人重视践行的思想倾向为今后建立实践哲学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从中国理论界的发展情况来看，以前的理论家们注重的都是如何把西方的实践哲学观念介绍到中国来。也就是说，主要追求从理论上如何去把握西方的实践哲学，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并进一步开掘出中国哲学中关于实践哲学的思想资源。要言之，过去主要满足于理论上的转向。其实，理论上的转向要真正地落实下来，就应完成话语上的转向。所以，现在提出的中国实践和中国话语的口号之所以十分重要，因为只有话语上的转向才能最后把理论上的研究成果确定下来。

实践哲学的中国话语可以用以下三组概念来表示。第一组概念是“道”与“谋”。这里的道是中国哲学的根本精神，也可转义为政治上的旗帜、政治上的道路的问题。中国人在自己实践活动中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就是对道的选择的问题。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因为道具有本体论或存在论的意义，是中国行为必须遵循的出发点。谋是参与的意思，只有在道相同的情况下才会参与其中。第二组概念是“知”与“行”的关系，即主张知行合一，知在行中，行在知中，这种内蕴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基本思想充分体现出中国人在认识论上的独特见解。第三组概念是“经”与“权”的关系。这里的经主要是作为人们指导思想的信念或通常讲的做人的原则，尤其是指行为者信奉的道德观念。不信奉任何理论观念包括道德观念的人，显然是机会主义者。反之，权是指一个人在具体情境下的变通，即灵活性。在这个意义上，经与权的关系，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关系。经与权的关系大致对应于西方人的方法论，也体现出中国人处世既有原则，也有高度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