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国崛起的周边制约（2）

二、中国与周边的相互塑造问题

中国成为周边事实上的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心，并带动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向周边转移。中国与周边、周边与世界在频密剧烈的互动中相互塑造。这就需要中国在推进周边战略时，刚柔并济，走“适应性共赢”之路。黄石公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

(一)中国力量迅速由周边向全球辐射，但也遭遇强大的地缘反制

本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美国忙于全球反恐战争，为中国地缘政治影响力迅速扩展提供了条件。中国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等传统四大周边区块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大洋洲、西亚、中东的联系日益紧密，形成所谓的“大周边”。中国的海上利益也从传统的西太平洋扩展到太平洋、印度洋、南极，并随着北冰洋航线的开通延伸至北冰洋。中国不仅成为连接亚欧大陆和亚太板块的重心，而且在周边的深海、太空、网络空间的利益和实力快速发展，形成“海陆空天网”的新型立体地缘形态。由此，有学者提出“邻距离”、“天涯若比邻”等新概念以反映周边内涵的变化。(12)周边工作座谈会称“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13)

与此同时，周边及美国等对中国地缘影响力的反制也如影随形，不断升级。21世纪初的几年，美国小布什总统实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无奈困于中东无暇他顾。日本和新加坡等国极为敏感。日本在2003年前后即在东亚合作的“10+3”框架中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并于2005年主导促成与“10+3”并行的“10+6”框架。新加坡的李光耀先生一直呼吁美国重返亚太，制衡中国崛起带来的地区力量失衡。2008年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国举办奥运会等综合作用下，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加快向周边转移，中国的影响力和自信心进一步提升。美国及不少周边国家的战略恐慌加剧，普遍认为如果再不对中国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压制，时间就真的在中国一方了。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亚洲第一。不管中国承认与否，国际社会普遍认定中国是“世界老二”，炒作中美关系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结构性矛盾，中日关系是历史地位逆转的结构性矛盾。

对中国崛起进行战略牵制成为美国、日本和主要周边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国家还发现，中国的影响力由周边拓展至全球，对中国的战略压制也必须超越周边，在全球展开。周边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前沿。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的整体战略中，亚太再平衡战略和中东战略是一体联动的。日本安倍首相更是加速国家整体右倾，与中国在全球尤其是周边展开全方位较量。俄罗斯在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同时，推进欧亚联盟建设以防范中国通过上合组织扩大在中亚的影响。印度将“东进战略”演进为“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加大经营环印度洋力度，以防范中国的“两洋战略”。澳大利亚则在稳固南太传统势力范围的基础上，拓展“印—太战略”，既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又配合美国牵制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大国加大对中国周边的战略投入提升了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中小国家的地位，激发了这些中小国家操作大国平衡战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比如，东盟与大国加强双边合作，主导东亚经济和安全合作机制，创建并扩大东亚峰会，确立了地区合作框架中的中心地位，从而可以利用中、美、日、俄、印等大国矛盾借力打力搞平衡，而中国只是这个大国平衡架构中的一环，受到更为复杂的结构性的牵制。由此来看，中国与周边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周边战略的推进与世界体系的变革同步。

(二)中国积极推进周边地区制度建设，但面临多重制约

中国改革开放后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在周边地区，中国先后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创建上合组织，推进东亚合作，创立了六方会谈，日益融入地区，成为周边制度建设的主要推动者。实力的快速提升使中国对地区机制的影响力也大幅上升，利益的迅速扩展扩大了中国对地区机制的需求，周边国家也要求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发挥更大的地区责任。因此，中国不断加大对地区制度建设的投入。周边工作座谈会在提出具体的区域经济合作措施后，专门列举了周边国家普遍关注的地区安全合作措施，“要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我国同周边国家毗邻而居，开展安全合作是共同需要。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倡导全面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推进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主动参与区域和次区域安全合作，深化有关合作机制，增进战略互信”。(14)

不过，地区合作既是利益合作平台，又是制度建设平台，更是权力竞争的平台，中国推动地区机制建设面临不少限制：一是经济合作受安全因素的制约。美国主导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含有拆解东亚合作的战略意图，防止被东亚合作隔离在太平洋之外，从而失去东亚主导权。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在东北亚安全问题没解决的情况下艰难推进，必然遭遇各种安全问题的干扰。中日关系的恶化直接阻滞谈判进程，美国更是对中国与其两个亚洲盟国谈判自贸区疑虑重重。二是全球、地区和国内进程不一致。世界贸易组织(WTO)多哈回合受阻，但WTO是中国面向全球展开自由贸易的最好机制。亚太和东亚地区自贸区方兴未艾，但东亚各种自贸协定的程度相对较低，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就低于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而RCEP又大大低于TPP。中国之所以不加入TPP，原因之一是TPP的标准太高，中国无法企及。三种并存机制的进程不一致将是长期现象。三是主导与限制的矛盾。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中国国家利益迅速向周边拓展，客观上要求大力推进地区合作机制和安全保障机制，但中国与周边国家地区机制建设相对滞后，多属被需求和危机催生的被动反应型。如2001年中老缅泰实现湄公河自由通航，但由于缺乏相关机制，中国难以走出国门与他国共保河运安全，直至2011年湄公河惨案发生，四国巡航机制才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之下得以建立。第二种是由于中国在地区经济和安全架构中的发言权和主动权上升，即便主观上无意主导地区合作机制，但客观上发挥的作用日益突出，容易被周边国家视为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比如，尽管中国支持东盟地区合作主导权，但东盟还是担心中国削弱其主导地位，先是借助日本在“10+3”框架内形成中日竞争局面，后又将澳大利亚、印度、美国和俄罗斯等国拉入东亚峰会制约中国。第三种情况是中国积极参与亚太安全对话与合作，倡导建立区域安全架构，(15)但地区合作机制是共同规范，难以动态地根据国家实力消长及时修改规则。同时，中国还不习惯被多边机制约束，更不愿意接受与中国相关的传统安全问题在地区多边框架内讨论，比如南海问题、台湾问题等，而是更愿意推进敏感度低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三)中国实力迅速上升，但道义形象并未同步上升

强大的综合国力与良好的国际形象是成熟大国的标志。中国环球舆情调查中心2013年12月7日公布的2013中国国际形象与国际影响力全球调查报告指出，受访民众(下同)认为，中国是经济体量强国，文化影响弱者，中国最突出的国际形象是“自信”。周边国家中25.4％的民众表示喜欢中国，22.0％不喜欢中国；而非周边国家受访者中有36.0％表示喜欢中国，11.6％不喜欢中国。可见中国在周边的形象低于非周边。印度等国民众肯定中国“自信”形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国肯定中国的“合作”形象，但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受访者认为中国“崇尚军事”、“傲慢”等。总体而言，中国在周边既不是发展中国家形象，也不是发达国家形象，形象总体偏低甚至失真，甚至在有些国家较为负面。导致这一失真形象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中国原有的反霸不称霸的道义形象有所削弱。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霸不称霸等，符合本地区的特殊历史经历，一度成为中国地区道义的制高点。邓小平既反对别国搞霸权，也反对自己搞霸权。当美苏有条件搞霸权时，中国反对。事实上美苏的霸权在周边也没有成功，是前车之鉴。而当中国有条件搞霸权时，更应反对。霸权之路既是帝国主义的老路，又是误入歧途的邪路。但近年来，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强硬行动迭出，多数媒体为赢得收视率和广告收入而迎合民族主义情绪，释放好战立场，民间情绪从前几年的失败主义迅速转为“胜利主义”。(16)2012年9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访华前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国不易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17)

道义形象关乎中国对周边的政治感召力。外媒强调中国孤独而没有盟友，钱多了，但朋友少了。政治感召力此消彼长，中国就不得不与美西方去拼自身并不擅长的普世价值。二是当前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在周边国家中更有市场。尽管西方普世价值观和资本主义制度在金融危机后遭受质疑，但随着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相继步入复苏进程，重新加大对周边的软实力投入，支持周边国家搞民主转型甚至是“颜色革命”，同时抹黑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周边国家虽然对中国长期稳定与发展模式很感兴趣，但总体上并不认为中国模式能在本国发挥作用。而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尤其是媒体国际影响力难与西方抗衡。三是周边怀疑中国将来能否发挥建设性作用。认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军费开支均居周边第一、世界第二，但尚未提供与国力相匹配的地区公共产品。

由此可见，中国是塑造周边的主要力量，但周边不可能按照中国的意志发展，也不可能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中国历届领导人均不断丰富和发展睦邻外交。党的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更加有意识地丰富和发展睦邻外交的内涵，周边座谈会在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睦邻、安邻、富邻”等方针的同时，强调中国梦“同周边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身体力行“亲、诚、惠、容”等理念并将其推广“成为地区国家遵循和秉持的共同理念和行为准则”，“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18)总体而言，睦邻方针的继承和创新可以用“适应性共赢”来概括。主要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是整体优化。各国都是命运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利害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整体适应。如果整体不佳，个体必受牵连，“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比如国际金融危机致使周边国家的外部国际环境和经济环境趋紧。如果个体损人利己，结果也只能是于整体不利，于己不利。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竞相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就不利于新兴国家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的整体复苏。其次是变通适应。世界的变化是常态，需要各方不断顺势而为，进行阶段性调整，变通政策和做法，在相互适应和学习中走向合作共赢。如美国在软硬实力下降的时候就采用巧实力，取得变通之效；但如果美国继续抱持绝对安全的教条，一意孤行，可能走向穷兵黩武的死胡同。如果中国不根据实力和地位的变化实施新的安邻政策，则会引起邻国和美国的不满与疑虑。三是合作共赢。命运共同体各方互动的原理是合作共赢，推进国际社会的进化。在命运共同体内，各国只有相互尊重，相互适应，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共同增进人类共同利益，才能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