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中国崛起的周边制约（3）_政治_理论大视野_文库

三、中美邻良性互动框架构建问题

中国与周边国家及美国构成一个宽泛的中美邻互动框架。随着中国崛起，中美邻之间的互动趋于频密复杂。在内外因素综合作用下，中美邻互动框架既有平衡已被打破，新的平衡尚未形成。中美邻互动进入相互适应调整，战略利益再平衡的新阶段。这一阶段互动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中国崛起有助于周边发展，但引起周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猜疑与担忧。美国受金融危机打击，不利于周边发展，但受到周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期待与倚重。中美邻尚未形成发展与安全相互协调的良性互动之道，难以实现共同发展与共同安全，成为制约中国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中国应以“修己安人”为核心理念，促进中美邻良性互动，实现“有利于安全的发展，有利于发展的安全”的地区框架。

(一)中国的战略手段不平衡问题

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认为，造成中国周边环境趋紧的原因是战略手段的不平衡，中国过于注重以经济手段促进政治互信与安全合作，即所谓“以经促政”。客观地看，2003年前后，中国的战略手段相对平衡，既重视经济合作，又重视安全合作，成效显著。中国充分利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优势，主推“以经促政”，借助多领域、深层次、高频度经济合作，促进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安全关系稳步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继建立；高层互访逐步制度化；领土边境争端得以缓解，确保了中国和平发展所需的有利外部环境。如从2001到2003年，中国与东盟先后谈判自贸区、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建立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这四大政策中的后三项均属于政治和安全领域。2003—2008年，中国对周边的政治和安全手段相对较少，显然没有经济合作的发展速度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GDP总量坐二望一，俄罗斯、印度、东盟、澳大利亚等GDP总量均不到中国四分之一，突破美邻心理极限，对华利益捆绑与战略疑虑同步上升，对华战略从分享“中国红利”转向防范“中国挑战”。

以经促政面临瓶颈，在现阶段有某种必然性。理论上，在国际关系中，经济相互依赖加深并未导致政治互信增强的事例屡见不鲜。国际关系的本质是权力，权力的核心是政治与安全。经济与政治往往互为手段和目的。但当经济与国家主权、领土安全问题发生矛盾时，经济问题总要让位于政治与安全问题。即使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普遍重视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政治与安全仍然是各国的首要关切。“以经促政”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也不是绝对的。实践上，中邻关系“只谈经济不讲政治”的阶段基本结束。“以经促政”成效显著，前提条件是中国为周边国家提供经济机遇，却不危及其政治与安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美国实力相对下降，周边国家对华政治安全担忧已开始超越对华经济利益考虑。中国继续强推“以经促政”，难免事倍功半甚或适得其反。随着周边国家对华安全担忧日增，中邻关系进入政治安全议题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重视与实施“以政促政”、“综合施策”，已成为中国新时期周边外交的客观需要。十八大后，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周边外交比较注重战略手段的平衡使用，软硬结合、刚柔结合，政经结合。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不对抗、不挑战”实际上提出了中美关系中的安全底线问题。中国一方面加强捍卫南海权益，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2013年10月出席东亚领导人系列会议时，倡议签署“中国—东盟睦邻友好条约”，推进地区安全架构建设，谈判南海行为宣言。周边工作座谈会指出“我们要谋大势、讲战略、重运筹”，也表达了外交战略手段要跟上经济合作水平的深意，“审视我国的周边形势，周边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联系更加紧密、互动空前密切。这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周边外交战略和工作必须与时俱进、更加主动。”(19)

(二)美邻对冲战略的长期性

美国和周边国家针对中国崛起的对冲战略主要是指，美国和周边国家假定中国未来行为不确定，并且认为中国仍然以发展作为经营周边的主要战略手段，因而采取经济合作与安全防范并行的政策，既获取中国崛起的经济红利，又抵消中国崛起的安全风险。换位思考，这是美国和周边国家的长期合理选择。美对华实施“接触和遏制”战略，一方面推行接触融合政策，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维护美主导的国际体系；另一方面，强化同盟体系和军事部署，对中国进行军事威慑与围堵。不少周边国家既依靠中国带动经济发展，也支持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为其提供的安全保障，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据此，美国和周边国家在具有零和博弈性质利益的领域对中国进行遏制或防范，在具有正和博弈性质利益的领域对中国实行接触，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一定程度上，不少周边国家希望中美保持适度紧张，以获得最大利益。因此，不能忽略中小国家在中美关系中的能动作用。中美邻战略对冲的结果是三方经济关系显著加深，但在安全领域未能实现实质性谅解和深度合作。中美邻互动失衡，各方磨合适应进入拉锯式较量的关键期，核心利益碰撞尤为激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三方仍难形成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却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以及与以美国为中心的安全体系的二元格局，二者并不相互兼容。

尽管中美邻关系失衡带来的风险很大，但不至于失控。一是中美邻互动的底线边界日渐清晰。中美虽缺乏战略互信，但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防止武力对抗方面高度默契；日本明显右倾，但不敢与中国摊牌；周边中小国家更不愿做遏华马前卒，也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二是地区合作共赢思想仍居主流，美邻与中国这一地区经济增长引擎发展良好关系，才是脱困正道。三是各方通过双边和多边途径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危机管理机制、地区合作机制的需求更加迫切。四是美邻联手防华不会变，但也认识到对华遏制行不通，试图绑架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讹诈难奏效，进而会反思调整，对华战略将更趋灵活、务实、趋利、避害，有可能形成“斗而不破”局面。

(三)中美邻关系的认知偏差

中国周边的问题，是中美的问题，也是中国与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等周边大国的问题，而核心是中美的问题。因为美国主导着亚太安全体系，这个边缘与中国主导的经济圈边缘重叠，周边大国都在其中。中国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对外政策或国家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美博弈塑造的。(20)当前不少周边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有其合理性。更符合现实的说法是，周边国家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安全上，既要靠美国，也要靠中国。一方面，周边经济发展依然靠美国。美国的衰弱仅仅体现为全球道义上的领导地位的衰弱，而不是绝对实力的衰弱。美国的市场能力没有削弱。从1980年到2010年，中国GDP增长30倍，美国GDP增长5倍，日本依旧保持着1990年的水平。1990年到2010年世界GDP增长2倍，美国也是2倍，美国占世界GDP的比例没有变化。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复苏，周边国家出口和投资依靠美国的势头再起。另一方面，周边国家的安全也要靠中国。既要看到中美邻之间的传统安全矛盾，也要看到中美邻之间的非传统安全依赖。比如，随着人民币迅速周边化和国际化，人民币就成为重大的安全问题。中国市场关乎东盟的经济安全。中国的能源战略关乎中亚的国家安全，更关乎印巴的地缘战略。中国经济战略的任何变动都直接牵动“日本的国家战略走向”，以及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同时，中美邻互动框架也在动态调整，并非对中国不利。比如，菲律宾和越南等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实施更为大胆的对冲战略，甚至夸大或挑起与中国的安全矛盾，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它们认为只要不引起军事冲突，将会从中国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从美国得到更多的安全好处。但这种策略的危险在于，它迫使中国加强军事和非军事的维权行动，将经济资源投入更愿意与中国进行安全合作的周边国家，在安全上与美国形成“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共识，从而导致这些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双输”。而如果这些国家及时调整政策，则会改善“双输”境地。比如越南在一定程度上采取合作态度，同意与中国开展海上、陆上和金融合作，经济和安全收益自然改善。未来亚太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超想象，推动地区平稳转型、和谐相处，不仅需要基辛格所倡议的“中美共同演进”，更应是“中美邻共同演进”。

未来，如何界定美国主导的太平洋安全体系和中国与周边的经济合作体系的界限，如何兼容协调、互不挑战，是中美邻关系的难点。在这方面，中国也在探索尝试，如周边座谈会将和平发展道路具体化为三个“着力”：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着力推进区域安全合作、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三方面相结合，体现的是中国“修己安人”的思想。修己安人来自《论语》，意思是修身以做表率，建立权威，使人各安其位，各得其所，各尽其力。把此意扩展开来，用在国际关系领域，大意如下：“己”是中国。“人”泛指包括周边国家、美国等。“修己”，指中国继续保持合乎道义的发展势头，提升崛起质量，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安人”，指保持中国与周边乃至世界的相安无事，各得其所，各安其位，各尽其力。修己的同时达致安人，是经营周边的一体两面。无论从逻辑上，还是在现实中，合理有度的修己，设身处地的安人，两者可以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趋向共赢。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去理解，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自我约束。由于国家安全的相互依赖性，一国的安全外交政策必须自我克制，同时还必须接受其行动自由在一定程度上要被其他国家所约束，即接受约束。安全合作、国际组织、国际条约都是国家接受约束和自我约束的手段。大国小国都要自我克制，大国既不能走地区霸权道路欺压小国，小国也不能因为大国的自我克制而挑衅大国。对中国而言，就是“体仁行义”，“修己安人”；对美国而言，就是放弃绝对安全、弱化霸权行为；对于小国而言，就是慎用矛盾、少走边缘。其次是矛盾管理。中国的和谐思想并不回避矛盾，是在整体共存中接受矛盾、转化矛盾，化解矛盾。这就为丰富和完善和平发展道路找到了理论依据，即矛盾管理、危机管理、冲突管理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和平发展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和平发展不是不使用武力，当冲突管理失败后，战争和武力手段是最后的政策选项；和平发展强调处于矛盾或纠纷中的各方必须找到共同认可的方式、机制和规范。因此，建立信任措施，推进预防性外交、实施战略再保障、完善合理的竞争规则，以及设置必要的冲突及危机管理机制，势在必行。第三是共同责任。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建设和平、繁荣和开放的周边是各方的共同事业和共同责任。

非常感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相关课题组和诸多同事为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和启发，在此不一一列举，文中存在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载《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6日。

②同上。

③《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变化及应对》，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8日。

④《习近平：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础》，新华网，2013年1月29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9/c_114538253.htm。

⑤王在邦：《试论战略机遇期新阶段内涵与条件的变化》，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2期。

⑥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3，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March 14， 2013， http：//www.iiss.org/en/publications/military％20balance/issues/the-militarybalance-2013-2003.

⑦《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⑧崔立如：《和平崛起：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旅程》，载《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7期，第1页。

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网，2013年11月1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15/c_118164235.htm。

⑩IPCC， Climate Change 2013： 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 New York： United Nations， 2013， “Introduction” .

(11)崔立如：《和平崛起》，第2页。

(12)陆忠伟：《解读中国大周边》，载《世界知识》2004年第24期。

(13)《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

(14)同上。

(15)同上。

(16)时殷弘：《中国周边行为中曾有的“胜利主义”：动能和决策复杂性》，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10期。

(17)《接受第一财经电视专访，李总理：中国不易看到别人眼中的自己》，联合早报网，2012年9月3日，http：//www.zaobao.com/special/sg-cn/bilateral/story20120903-107220。

(18)《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周边环境，推动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