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坚持群众路线和实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

坚持群众路线，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需要坚持二者的共同价值理念，确立正确的党与群众、国家与社会关系。邓小平精辟地指出：“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它之所以成为先进部队，它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群众，正因为，而且仅仅因为，它是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的服务者，它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并且努力帮助人民群众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利益和意志而斗争。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这是典型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群众”概念的革命性解读。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同样如此，国家权力只有顺应社会发展需要才有生存基础，国家服务于社会而不是相反。没有这样的共同价值理念，无论是群众路线还是国家治理，都会发生偏差。

公正调节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共产党能够取得政权根本原因是为最广大的民众谋取了根本利益，改革开放能够取得成功也源于提高了广大民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进一步改革需要打破某些现有利益格局，如有些社会所诟病的问题提出多年无法解决，牵涉到诸多政府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阶层利益等。关键在于，如果期待群众相信社会调节的公正性，那么就需要具备基本前提，即公权力自身不成为多元利益中的一元。这一问题不解决，即使良好的动机也会受到社会质疑，因此，切割政府某些部门与市场边界，公权力不与民争利，是基本的要求，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心。虽然打破现有利益格局特别是政府部门利益并非易事，但不如此便无法推动问题的解决，就失去民心。这既是所有执政党、政府都会面临的维系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分层大变化时代如何构建群众基础、走群众路线的基础性问题。当然也需要指出，绝对公正对于任何党和政府来说都做不到，因为资源和能力永远都是有限的，只能做到：科学分析不同利益群体的不同诉求，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归宿；照顾同盟者的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既反对脱离群众心理承受能力的冒险主义，也反对跟在群众后面的尾巴主义；重视照顾多数原则，坚持教育、引导原则，等等。社会政策能够让大多数人理解并支持，能够有利于社会可持续发展，就可以大致维系社会秩序，也可以说治理能力大致符合社会需求。

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进党的领导方式。社会管理是国家治理水平的体现。新型社会管理方式已经在基层涌现。如深圳蛇口街道，众多社会组织承担了政府部分功能；北京、上海、广州等都有社会共商共治的典型案例，并取得局部基层治理的良好效果。但这些地方大多属于大城市，经济基础较好，社会组织活跃，公民素养良好，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从中起了核心性作用。但广大的基层社会并非都具有如此先天良好的条件，因此，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探索符合各地具体情况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必要而重要的。需要指出，在坚持党对社会治理的领导作用时，有必要探讨转变领导方式问题。党对社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把握方向、制定政策、基层党组织带头服务等方面，但不等于事事干预、事事亲自管理。当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到自己身上时，各种社会矛盾就转化为党群矛盾、干群矛盾。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社会事务需要通过社会组织来做。一方面，尊重各类社会组织的相对独立性，为其成长、发育提供良好的环境；另一方面，加强对新社会组织的引导，加强新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以法律规范其行为，以社会监督其不合法行为，充分发挥在其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而不是党和政府直接替代新社会组织的作用。简言之，统揽全局、协调各方，以民主、法制的方式实现党的领导，更符合时代的潮流。同时把握好社会问题与政治问题的关系，既防止社会问题泛政治化，又防止不顾及社会问题的政治影响而过于简单化处理。

建立新型社会沟通机制，健全对话协商、民主决策制度。沟通的实质是明确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彼此关系，寻求共同点，这在利益多元社会十分必要。传统的沟通方式是自上而下、单向度沟通为主，而新型的沟通机制是双向度、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行的，即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来一直强调的社会对话协商机制。从全社会来看，基层通行的大调解、某些社区的“民怨调解室”“民意诉求室”等也属于社会沟通和社会对话协商的形式之一。当然，最好的对话协商蕴含于民主决策中，界别协商，公权力与民众之间的协商，公权力与社会组织、各社会组织间的协商，具体事务决策协商和宏观沟通性协商，等等，都可以起到了解民众意愿、使决策符合民意的作用，亦可化解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特别是公共事务、社会政策的制定，需要全社会参与讨论，给各利益相关方以平等的机会介入到决策过程中来。这是保障社会公正的政治制度设计。

把服务融入到社会管理和控制中，以服务的良好形象获得群众认可与社会稳定。无论从国家治理视角还是从群众路线的视角来说，为群众服务、为社会服务都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对社会的管理与控制同样重要。这种控制机制在任何国家都是不可缺少的，是国家机器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中国，由于国家政治体制的缘故，执政党是重要的控制主体之一。但随着社会相对独立性的出现，控制主体也越来越多，比如，一些社会团体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一部分群众。这也带来新考验：谁能更好地以“软实力”——靠影响力凝聚力和价值的认同而不是单靠强制性手段影响群众。在这一背景下，把社会控制融入到服务中来，以服务获得组织、动员群众的影响力，就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