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制度建设的深邃思想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重大课题。正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在总结“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条件下，邓小平把目光聚焦于制度这个根本的问题。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被称之为中国改革的政治宣言书。在这篇鸿篇巨制中以及前后相关的一系列著作里，邓小平深谋远虑、苦心孤诣，突出和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邓小平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为当代中国的转型和发展建立了丰功伟绩，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在邓小平诸多丰功伟绩和卓越贡献中，关于重视制度、致力于制度建设的思想尤为深邃，他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崭新时代，完成了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根本转变。

一、总结教训，高度重视制度

早在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在于没有制度的规范和制度的制约。他深刻地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在新中国成立后将近3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生涯中，最令邓小平痛定思痛的就是，当时我们完全不讲制度和法治。毛泽东曾经说过，不能靠法治去治多数人，……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了，我们基本上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刘少奇也说道，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是靠人。( 参见项淳一：《党的领导与法制建设》，《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邓小平认为，一旦失去制度的规范和制约，是非对错就无法分清，坏人坏事就会随之出现。所以，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指出：“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认为，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关于制度的这“四性”说，著名且精彩传神，被公认为是对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做出的最为全面、科学的表述，也是对制度的意义做出的最高评价。所谓制度的根本性，可谓夯实基础;制度的全局性，可谓决定大势;制度的稳定性，可谓保持均衡;制度的长期性，可谓克服任意。在制度的“四性”之下，一切都要在制度的规范里运行，人们都要按制度的规定办事。

二、明确路径，大力改革制度

高度重视制度问题，必须选择改革制度的路径。邓小平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是体现这种根本制度的具体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组织制度等等，却存在很多的缺陷弊端，如果不通过改革来消除这些缺陷弊端，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也不可能得到正确、有效的保障。为此，邓小平提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就是死路一条，“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3页)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针对原有的体制和具体制度进行改革，实现制度的自我革命。

正因为这样，新时期伊始，邓小平立即着手制度改革，尤其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曾深刻地阐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主要问题。邓小平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页)例如，干部终身任职制，当时我国普遍存在着党政干部只上不下、只进不退，一旦为官、终身任职的情况。为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邓小平坚决要求从制度上废除干部职务终身制，并在废除的同时，要求建立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考核、弹劾、轮换等一系列新制度，对各级各类领导干部(包括选举产生、委任和聘用的)职务的任期作出适当的、明确的规定。

邓小平不但对包含干部制度在内的政治体制要求从改革制度着手，对于其他各方面的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也是如此，都要求从改革制度着手，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制度改革的波澜壮阔的宏大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