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3）

中国的传统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形成这样一种大一统的治理方法，持续了很长时间。我可以这样说，过去两千多年当中，至少90%的时间（都是这样）。在这个两千年之中，中国领先欧洲大约一千五百年，就是四分之三的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很有有意思的数字，说明朝编《永乐大典》，目录就是六十卷，整个是两万卷。当时英国王亨利五世的图书室有多少图书？六本。这是一个巨大的落差，因为当时他们还没有印刷术，基本是羊皮纸手抄的几本书。

那么现在中国又迅速地崛起，这也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且你可以仔细看，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弹性空间，从极端的“文革”、“大跃进”到现在改革开放，这个调整的幅度要大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差异，也大于英国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政治差异。

第二个方面，我叫做选贤任能，这是我们组织制度的特点。十八大的时候，《纽约时报》一个编辑给我发来了一封邮件，说张老师能不能写一个评论谈谈十八大，后来我就写了一篇，叫做《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

我说你看一下我们中国的最高执政团队，也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评选标准，基本是两任省部级或者两任省委书记。中国一个省的规模是欧洲三到五个国家，也就是说一个常委几乎都先治理了一亿人，治理了这么大的一个区域经济体之后，才能出任政治局常委。

习近平是在三个省担任最高领导人，我粗粗算了一下这三个省加在一起的话，经济规模大致等于印度，人口大致是一亿两千万。拥有这种履历之后，他才进入政局常委，然后又用五年时间负责熟悉全国方方面面的工作，政治经济军事等等，然后再出任最高领导人。

中国当下的这个制度应该是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制度。有这么一个制度，尽管还可以进一步的改进，但是已经可以保证中国不会选出像小布什这么低能的领导人。实际上我们这个制度安排，有它的历史基因，特别是历史上的科举制度，甚至更早的察举制度。从汉朝开始，就是地方官员推荐到中央，中央要进行识别使用，最后再试用。我们这套制度确实比西方先进很多，整个西方的文官制度是十九世纪甚至更晚从中国引进了科举制度。

我们的制度安排也有红色的基因，包括我们的组织工作，现在研究中国模式的外国学者说中国崛起恐怕有个秘密，这秘密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组织部，它负责选拔人才，培养梯队。那么还有就是西方的元素，现在证明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有时候把中国这个模式，政治模式我叫选拔加选举，或者选拔加某种形式的选举。选举是从西方借鉴来的，包括公示、投票等这些因素。西方人讲民主有一个说法，说是，我的民主制度是有很多问题，这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的，但是它还是最不坏的制度，就跟其他制度相比，你比我更糟糕。

我自己是这样总结的，我说西方讲的这个最不坏的制度，大致等于我们中国人讲的下下策，《孙子兵法》里讲的下策、下下策。实际上我们现在这个制度的设计，也包含了下下策，保底的，包括严格的退休制度，包括严格的任期制度，美国是两任八年，我们是两任十年。我们还有退休年龄制度，很多国家，西方国家是没有退休年龄限制的。日本东京都知事八十岁了还要竞选首相，美国很多参议员都是干到死的。

另外我们还有集体领导制度，总之，这种政治制度安排也是为了保底的。但同时我们还有一个儒家的政治文化的传统，这就是上上策。你一定要做出尽可能多的努力来寻找一流的人才，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治国人才，在中国这是根深蒂固的。我们真是觉得，治理国家一定要靠人才。以为一个制度好，傻瓜都可以执政，西方过去很多人讲这种模式，我想随着的中国模式崛起，这种模式将走向终结。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下下策上上策两者结合的制度，跟你一个只是下下策的制度竞争的话，我的制度可能会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