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4）

第三个方面就是协商民主，西方老说民主是多党制加一人一票，然后又提出一个概念叫做“民主与专制”，做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我自己走的地方越多越多，越觉得这个框架不靠谱，因为它假设民主是个好制度，而民主又是西方界定的，但采用你西方民主模式不成功的比比皆是。所以我说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两类的话，那对不起，不可能是民主与专制，而只能是良政与劣政，英文叫good governance（良政）就是良好的政治治理，或是恶劣的政治治理bad governance（劣政）。

如果分成这两类的话，那世界就可以解释的非常清楚了。良政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西方有一些国家的治理的还是可以的。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这也很重要，包括中国模式在内，中国的治理方法在内，我们有不少问题，但总体上看，我们的治理水准明显高于可以比较的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的制度，这个例子太多了。从最烂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里亚、海地，到破产的所谓发达国家冰岛、希腊等等，都没有治理好。同样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国家，缅甸就没有治理好，我曾去过缅甸。

所以这是一种范式变化。那么如果要讨论民主的话，中国所进行的尝试，当然是有一席之地的，一定要有一席之地的。我们现在叫协商民主，这是很认真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那么大的人口规模，你比方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90%的人同意，10%的人不同意，那是太好了，压倒多数，你90%，你胜利了。但在中国这个超大型的国家，10%的人不同意也是一亿三四千万人，这是不能忽视的声音。这也是为什么要多协商，才能比较好的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的票决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基因，即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且我们事实上，古代很多书都记载，皇帝也要听听大臣的意见，朝廷也要议一议的，百官议等就是这么一个传统。

也有红色基因，就是民主集中制，这是从苏联传来的，我现在把中国的决策机制叫做新型民主集中制，以中国的五年计划的决策为例，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要花一年半的时间，上上下下成百上千次的磋商，最后再做出决定。

还有就是混合经济，中国的经济形态就是所谓的混合经济，指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本身是一种混合经济，它也确实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混合，国营企业民营企业之间的混合，民本经济和现代经济的混合。我不是说我们的混合已经做的很好了，还有很多问题，但就是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跟西方模式竞争。

毕竟不是我陷入了金融危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是你陷入了。我是总体上、大部分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你是十五年、二十年大部分人的收入没有增加，对不对？所以尽管我们这个混合经济模式还有缺陷还可以改进，但它总体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我想谈一下两种逻辑，说东亚国家一般是从集权走到威权，再走到民主化，或者说是集权体制，半集权体制，然后民主化，这个逻辑是历史终结论的逻辑，这背后的哲学是，历史是一条直线，一个线性的从低到高，最后发展到西方这样的模式。然后就历史终结了，这是福山的观点。

我跟台湾学者说，我们是一个不同的逻辑，我叫做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它后面的哲学道理是：世界从来就是百花齐放的，有各种各样的途径，各种各样的道路，他们之间有的时候互相借鉴有时候互相学习有时候互相竞争。那这个文明型国家的逻辑大致是怎么样的呢？

我自己这样总结的，就是在历史上中国长期的领先西方，这种领先是有其深刻道理的，然后从十八世纪左右开始我们明显地落后了，这个落后也有其深刻的教训。但是近三十多年或者更大一点的范围，近六十多年，我们确实赶上来了，真的赶上来了，甚至在不少方面超越了西方。那么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把我们历史上的领先西方的原因称之为原因一，我们现在三十多年，六十多年的赶超的原因，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逻辑。或者具体的讲，我现在形成的这些制度安排，包括刚才讲的政党制度、组织制度、民主制度、经济制度，都包含了我叫“三合一”：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元素，我这个安排是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的。

田桐：非常感谢张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中国道路这样的剖析，那么我们现场同学有些问题想和您进行探讨。

观众提问：就像你刚才的演讲中所提到的我们中国在消除贫困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中国出现的一个比较大的贫富差距，您是怎样看待我们国家这个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值比较大的这个问题的，想听听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张维为：确实，现在贫富差距恐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了，这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动脑筋想办法来逐步的解决。但它有一个背景，像我这个年纪是经历过文革的，当时我们这个社会是太平均主义了。只要你告诉我你的年龄和学历，我马上可以考诉你的工资是多少，全国是一样的。那个制度最后造成了干活没有积极性，所以才有后来的改革开放，鼓励一些人通过勤劳，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为了拉开收入的差距。现在可能是有点走得太远了，我们需要逐步地纠正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另外，我们文化中还有很强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有时这个差距没有那么大，但你自己感觉这个差距非常之大。对于基尼系数本身，我本人是略有保留的。为什么？因为你看基尼系数的定义，它指的是货币化的收入，那么用货币化的收入来衡量中国这个社会的话往往不够准确。除了中国人大量存在着灰色经济和灰色收入，像我们农村相对弱势群体，他们的土地和房产都没有算进去，所以基尼系数衡量中国，有时候有点失真。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我们要努力形成一种更加靠谱的、准确的指标体系。但同时，我们还是要认真解决我们的贫富差距的问题。

观众提问：中国从49年建国到改革开放经历了巨大体量的各个领域的崛起，西方国家也对我们这样的崛起有些担忧，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华人民其实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华民族血液里也没有侵略他国称霸世界的这样的基因，但是我想请问未来我国在世界上如何消除这样的声音，就是这样的担忧是从哪里来的？

张维为：你讲的是对的，我们的血液里没有这个侵略人家这样的一种基因，当我们郑和下西洋的时候我们船的排水量比哥伦布80年后的船，排水量大百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搞殖民主义，没有像西方那样去做那些事情，这个传统还是在我们的血液当中。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崛起我们可以很放心的说，实际上可以给大部分的国家带来利益。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西方真的是担心，因为西方这个逻辑是单赢不是双赢，只有他一家是好的，他要赢。而且美国是很不愿意放弃世界老大的这个地位的，一旦成为世界老二他都要扳倒你，苏联给扳倒了，日本也扳倒了，那现在坦率说他也想扳倒中国，所以我们心中要有一个数，但是我估计他扳不倒，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底蕴太深了。我们有办法和他周旋，同时坚持原则，不惹事也不怕事。但是有一点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是和平崛起，我真的觉得和平崛起对我们最好最有利，但是我们有底线，没有底线的和平崛起是不行的。

观众提问：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取得重大进步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问题，所以有人就说，衡量中国的发展不能只看GDP而更多的要看GNH，也就国民幸福指数。那我提的问题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模式还有没有优势，谢谢老师。

张维为：实际上这个国民幸福指数好像是不丹国王提出来的。这个国家很有意思，他的官方政策就是闭关锁国，那么他的国民幸福感不低，但是整体发展水平是相当低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水平相当低。有时候我想，如果是开放政策下，如果他的国民了解外部世界的话，他的幸福感是高还是低，会不会有变化，我就提那么一个疑虑。关键是GDP指标绝对有问题，前面讲人均GDP指标更有问题，但是幸福指数这个指标，现在还没有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方案，因为幸福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一个人可能信宗教，他可以很穷但可以很幸福，但是要多数人这样，就做不到。所以不要说是全世界，恐怕一个国家内部甚至北京市要大家都能接受同样的幸福指数，恐怕都不十分容易。但是这种努力是值得尝试的，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指标系统，特别是中国人要有一些自己的指标系统。

田桐：七年前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在一次演讲当中，他说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世界重心将转向太平洋，而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既有着大国的韬略和智慧也有着超大型体量和超丰富的传统，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的道路也注定有自己的特色，这些都将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带来原创性的贡献，感谢张维为教授带来的演讲也感谢现场观众和电视面前的观众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