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转型之路如何走（3）

立法精细

用法治的标准衡量，反腐的成功与否，不在于具体抓了多少贪官，也不在于用严酷的死刑震慑多少贪腐分子，而在于是否遵循这样一种反腐逻辑：任何人，无论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滥用权力就必定受到法律追究，多大程度上滥用权力就必定受到多大程度的追究。为此，伴随法治程序崛起的还有立法规制的完善，因为立法的失衡或断档，容易冲击到上述的反腐逻辑。

在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法上，目前依然存在疏漏和失衡，导致立法与司法的紧张。例如刑法设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直以来饱受诟病。从伦理角度分析，控权的制度设计是以官员“人性恶”为前提，官员对个人巨额财产负有说明来源的义务，这推导出在定罪过程中官员“自证清白”的责任，当其无法举证证明财产合法来源时，就应当承担“有罪推定”的不利后果。但是立法采取折中的罪名并设计较轻的刑罚，结果是混乱了定罪的逻辑，造就诸多刑罚适用上的人为裁量“空间”，在治理腐败的效果上并无起色。

立法与司法的矛盾还体现在配刑上。过低的起刑点不仅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适应，在司法实践中也广泛被闲置。事实是，过低的起刑数额标准划出一个庞大的“犯罪黑数”，无奈之下执法机关只能一再突破法定标准，从而导致罪刑失衡。与这种过于严苛的起刑标准相比，在高数额的巨贪巨腐的配刑上，则显得过于宽松。对于涉案金额10万元以上，量刑的层次与10万元以下严重失衡，贪污受贿十几万与数百万乃至几千万的处罚差别不大。由于刑罚的配置不合理，对贪污受贿犯数额巨大的罪犯来说，刑罚的供应明显不足，导致很多贪官在越过10万“红线”之后，反倒选择“义无反顾”的“赶超”。

除此之外，职务犯罪刑罚执行中的一些制度漏洞，也暴露出反腐“二次立法”完善的必要。无论是以往曝光的个案，还是最近高检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查活动的数据，都折射出贪官最容易利用法律“漏洞”，蚕食公平正义的底线。在这方面，2013年实施的新刑诉法加强了检察机关对监外执行的监督，最高检不久前也制定了《关于对职务犯罪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实行备案审查的规定》，制度的漏洞有望得到填补。

针对上述“宽严皆失”的失衡现象，法治化反腐必须回归到法律的科学化治理上，探求更加完善而有效的刑罚手段，追求量刑标准的科学化与均衡化。而无论是提高起刑标准、均衡量刑档次或堵住逃避刑罚的漏洞，都离不开对腐败犯罪进行整体研究，以科学、精密的立法发挥出刑罚最大的惩治与预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