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关于甲午战争的大历史总结（3）

三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美人不争翡翠，真兵家不争城池，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可惜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 智慧。

由于日本在1895年和1905年对华对俄战争的胜利，上述日本单纯军事化的观念对同期亚洲，尤其是对同期中国特别是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 思想痴迷一时并以赴日学兵为最贵[13]。那么，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即能学习日本军事理论的长处，又能免受其害?

这应当感谢我们的毛泽东同志。

我们知道，20世纪初中国有相当多的军人接受日本军事优先的思想，认为军人只是一种职业，只管打仗，至于政治，那只是政客们和政府的事。看着日本军事一路高歌猛进，当时一般人不仅 不会认为日本会有什么危险，相反还会以日本为东方榜样，这更加固化中国旧式军人的单纯军事观点，即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军事不要服从政治，或者以军事来指挥政治。

这种单纯军事观点严重影响着早期红军的观念。1929年毛泽东带领的红四军中“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14]，他们普遍存在着军事不受政治节制的认识。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 新泉就此复信林彪，批评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 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15]为了纠正这种单纯军事思想及其他错误思想的危害，12月底毛泽东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 政治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报告会议作出决议，规定红军的性质和任务，提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肯定了党对红军的领导原则，强调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党 的建设，还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指出要在红军中健全党的各级组织;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决议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批判了“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和 “司令部对外”以及把政治机关隶属于军事机关的单纯军事观点。[16]此后，古田会议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生命线。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题词第一条就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17]。3月19日，毛泽东在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队开学典礼上讲话，强调：在抗大要学习打仗，也要学习政治，更着重于军 事，政治是管着军事的，二者又要统一地配合起来。[18]毛泽东明确告诉抗大学员：“我们说枪杆子第一，是在革命的政治前提下，枪杆子必须服从革命政治。”[19]1942年1月23日，中共中 央决定印发和学习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即古田决议，为此，毛泽东致信谭政、莫文骅：“将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决议多印数千份，发至留守部队及晋西北部队，发至连长 为止，每人一本，并发一通知，叫他们当作课材加以熟读(各级干部均须熟读)。”4月6日，八路军留守兵团向各部队发出训令：“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不仅对当 时中国红军的建军上有着很大的意义与决定作用，就是对今天八路军、新四军的建设上，仍然有着伟大的实际意义。”[20]

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使我党的武装力量首次注入了政治灵魂;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手中的“刀把子”开始有了明确的政治指向。有了“支部建立在连队上”的制度保 证，中国共产党突出政治的军事思想便与当时充斥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源于近代日本和德国的服务于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分道扬镳。这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及其运用 避免了日本式的自杀道路，而且还被改造成为为党领导下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保驾护航的重要力量。

比较日本在甲午海战中的“胜利”和太平洋战争中毁灭的两段历史，再看看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取得打败美国的胜利，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党对军队的绝对 领导、支部建在连上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军事思想变革中的划时代事件，并不能不为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上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的关键性的贡献而赞叹。自此始，未来中国发展出现日 本式的自毁隐患基本被消除。有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再加上中国人民选择的社会主义制度，日本在甲午战争后赢得的对中国的竞争优势由此不复存在。

1944年中国抗日战争接近胜利，4月，毛泽东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加写如下结论性的文字：“如果我们的军队没有共产党领导，如果没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军事工作与革命的政 治工作，那是不能设想的。”[21]如果看看日本自1895年甲午海战之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的结局，不能设想，如果没有古田会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原则，我们很难说今天的中国是什 么样子，这绝不是在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