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解析：日本对外侵略的文化特质

冯天瑜 资料图片

甲午海战的日方军舰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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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马关条约》中文本 资料图片

主讲人：冯天瑜

时间：2014年7月

地点：武汉大学中国边界海洋研究院

主持词

沈壮海（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

欢迎光明讲坛走进武汉大学。几天前，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在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举行。为了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警示未来,本期讲坛邀请的演讲嘉宾是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冯天瑜。

冯天瑜以历史学家的严谨深刻，用丰富翔实的材料给我们剖析了日本对外侵略这种文化特质的成因、表现、演变和现实危害，同时也就日本缺乏对侵略历史的反省和清算问题，给予非常有力的批判。

冯先生演讲中提到了一段文献。一个名叫峰洁的日本人在他写的《清国上海见闻录》里讲到，“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这些史料值得我们深思。

1894年7月爆发的甲午战争到现在已经120周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在战争与政治的背后，深蕴着的文化传统的特质。

近代以来，日本多次成为侵略战争的策源地，至今日本的右翼当政者与右翼文人，仍以种种说辞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并若明若暗地表示自己是这种侵略传统的招魂人，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显在表现。日本右翼的战争观、历史观在学理上是荒谬的，在法理上是非法的，而且包藏着相当严重的现实危险性，理所当然地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和平力量的谴责。但二战后大半个世纪，坚持侵略传统的右翼却能在一个文明水平颇高的国度，长期强势占据执政地位与话语主导权。造成此种怪异现象，有复杂的国际原因与国内原因，而深刻久远的文化传统发挥历史惯性作用，无疑是其中一种重要因缘。

积淀久远的“皇国史观”与“八纮一宇”说

地处东亚外缘的岛国日本，国土狭窄，资源不富，却“不甘处岛国之境”，很早就产生强烈的领有世界的妄念，这在日本的“皇国史观”中有鲜明展现。

“皇国史观”是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动员的精神主脉。此一史观认定：日本天皇制国体高踞万国之上，“万世一系”的天皇治下的“神国”日本，应当统领世界。此一意旨，正式宣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而其思想渊源则伏笔千载之古：早在公元8世纪，以汉字书写的日本古典《古事记》（公元712年成书）、《日本书纪》（公元720年成书）中已有呈示。至中世，伊势神道的五经典之一《倭姬命世纪》宣称：“大日本神国也，依神明之加被”。此种神化大和民族、神化天皇，认定天皇统治世界的思想自古代延传至近代，形成以明治天皇《教育敕语》的“尊皇爱国”论为主旨的皇道主义，而对外侵略扩张则是皇道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日本的“神国”论直接推衍出海外扩张论，而其中的观念联结便是“八纮一宇”说。

传说中的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便有“八纮为宇”臆想。“八纮”一词原出中国典籍《列子·汤问》、《淮南子·地形训》，意指四方四隅。日本最初的古典《日本书纪》借用此词，编造神武天皇建都诏书，内称：“兼六合以开都，掩八纮而为宇。”意欲将世间八方，置诸一宇（屋顶）之下，而这个“屋顶”，便是世界最高君主日本天皇。此一妄念，自古代延至近代。明治维新伊始，即以天皇名义发布《宸翰》（御笔信）曰：“朕安抚尔等亿兆，终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置天下于富岳（富士山）之安。”这正是“八纮一宇”的形象诠释。

“雄飞海外”、将八方疆域收入治下，是日本统治阶层千余年来的梦想，其掠占的首批目标是邻近的朝鲜半岛、台湾岛、库页岛，以及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整个东亚大陆乃至全世界则为其侵略的“远大目标”。

天皇的御用文人不遗余力宣扬此说。1903年，日本“国柱会”成员田中智学把神武天皇“掩八纮而为宇”之语概括为“八纮一宇”，其字面义为“四海一家”，实则宣示日本为统一全世界的霸主。1915年3月11日，国柱会机关报《国柱新闻》刊登《神武天皇の建国》一文，正式抛出“八纮一宇”说。1940年7月26日，日本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纲要》，声言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八纮一宇”为其根本目标。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八纮一宇”成为日本帝国的国家格言，其军政机构悬挂两大条幅，一为“武运长久”，一为“八纮一宇”。

践行“八纮一宇”的海外扩张

作为日本千余年的国家格言，“八纮一宇”决非徒快口耳的言辞，而是实行方针。自大和国于4世纪末、5世纪初统一日本开始，即践履“掩八纮而为宇”的扩张计划。

4世纪末，倭王侵犯朝鲜，渡海攻破百济、新罗城池，迫使朝鲜半岛人众为其臣民，并掳掠奴隶、布帛，后高句丽军击败倭军，倭王退回日本。

6世纪日本派兵介入朝鲜三国（高丽、新罗、百济）政争，被唐朝与新罗联军重创，此为中日间第一次交兵的“白村江之役”。史载：唐将刘仁轨“遇倭兵于白江之口，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旧唐书·刘仁轨传》）惨败的日本认识到唐朝强大，遂有多次遣唐使的派出，士人、僧人学习先进的唐文化蔚然成风。这是日本学习强者、欺凌弱者的国家性格的一次完整表现。此后近千年，日本因内争频仍，国力孱弱，对外征伐有所收敛。

16世纪末，军事封建领主丰臣秀吉平定战国纷争，握有一支久经战阵的武装，立即向外扩张。先是迫使朝鲜、菲律宾、琉球前来朝贡，进而大规模出兵朝鲜，试图以朝鲜作为征服中国的跳板。1590年冬，已成日本实际统治者的丰臣秀吉致书朝鲜国王，宣称：“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400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丰臣秀吉还狂妄地说，以日本这样的“刀箭锐利之国”可以轻取“大明长袖之国（意指文弱的士大夫之国）”。

1591年和1597年丰臣秀吉两度派遣大军渡海，于釜山登陆，占领朝鲜京城、开城、平壤三都，锋指明朝，宣示要迁都明朝京师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明国，将北京周围十“国”之地献为御用，并任命义子丰臣秀次为大唐（中国）关白，朝鲜则交给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统治。丰臣秀吉拟驻宁波，统治从东亚到印度洋的广大区间。因中朝联军在陆战和海战中击败日军，丰臣秀吉铩羽而归。这场由日本发动的侵略朝鲜、明朝的战争，中国史称“万历朝鲜一役”。此役战败归国的丰臣秀吉一蹶不振，然其“必图朝鲜、窥视中华”的扩张侈念对近代日本产生久远影响。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开启之际，日本刊行《日清战争实记》，连载坪谷水哉的《丰公朝鲜军记》（“丰公”指丰臣秀吉），该记的序文云：“我帝国开辟以来，堂堂六师境外从事征讨，自上古神功皇帝征服三韩以后，迄于天智天皇在位，前后460余年间，凡30余次，然征讨三韩之地，即今之所谓朝鲜半岛者，更深入中国本土与之交兵，当时从未有过。天智朝以来1220余年间，我兵出国征讨，大收宣扬国威之效者，仅有两次：其一，是文禄、庆长之际丰太阁（丰臣秀吉任职太阁——引者）征韩之役；其二，是此次对清军的讨伐（指甲午战争——引者）。”

可见，近代日本侵略战争，以16世纪丰臣秀吉征伐海外为直接先导。丰臣秀吉是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