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祚: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大局观及现实意义(3)

张国祚:邓小平评价毛泽东的大局观及现实意义(3)

三、超越问责个人而运用多维思考的大局进行评价

一是总体定性。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白无误地从总体上评价了毛泽东。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 这一公正客观的科学评价,既源于邓小平的宽广胸怀,也源于他是伟大的“实事求是派”。他在评价毛泽东功过时堪称实事求是的典范。

二是细分是非。虽然认为毛泽东1957年反右斗争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但邓小平还是明确具体地肯定《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两次郑州会议、庐山会议前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制定的《工业七十条》、《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都是好的、对的。

三是秉持公正。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不能把所有错误都归结于毛泽东一人身上。他说:“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四是明确责任。对于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邓小平也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说:“有些是林彪、‘四人帮’已经造成既成事实,有些是背着他(指毛泽东)干的。不管怎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同志晚年的一个最大悲剧。”

五是维护领袖。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六是问责制度。更为可贵的是,邓小平没有停留在指出毛泽东错误的表层原因上,而是看到了背后制度的根源,也为日后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找准了改革的方向。他说:“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

七是重在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毛泽东,目的是走好未来的路,“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所说的“继续发展”就是后来的改革开放,包括进行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等政治体制改革。

今天,重温30多年前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联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命运转折时思想领域的复杂局面,不能不赞佩邓小平的胸怀、眼界,特别是他深刻的大局观。同时,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论述。他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限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使我们能够更客观、更全面、更科学地看待伟人毛泽东。

(作者: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董洁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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