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3）

三、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既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者，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者。

1.毛泽东与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构建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党的奋斗目标和政治理想，为此，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先后提出了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口号。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详细阐述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各项制度，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新中国社会制度的大体框架，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新中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认为新中国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他说，这一“政权的阶级性是这样：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但不是仅仅工农，还有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参加的人民民主专政”。[10](P135)关于政体，毛泽东主张采用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同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而近似于苏维埃制度，但在具体内容上又有所不同。关于政党制度，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要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在政府中要给民主党派留下一定位置，“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在中国共产党手里的，这是确定不移的，丝毫不能动摇的。”[11](P337)对于民族问题，毛泽东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制度，毛泽东主张实行多种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经济制度。他说：“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10](P139)在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整个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领导之下的经济体系。毛泽东为新中国设计的制度框架和基本思路，已经勾画出未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雏形。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把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制度构想确定下来。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新民主主义制度在我国普遍建立起来。《共同纲领》虽然没有写入“社会主义前途”的条文，但它所确立的新民主主义制度却蕴含着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从宪法层面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作出了全面系统的规定。毛泽东指出，这部宪法为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转变。与此同时，为了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从1953年到1956年，我国实行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由此，毛泽东关于新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科学构想由抽象变为具体，由原则成为制度，由蓝图转为实践，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

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发展历程看，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制度设计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制度支撑，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框架，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雏形。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的历史起点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设计与实践。

2.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中的作用

关于从民主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早在党的二大上就提出来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基本思路。他说，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必然趋势。“中国现阶段的历史将形成中国现阶段的制度，在一个长时期中，将产生一个对于我们是完全必要和完全合理同时又区别于俄国制度的特殊形态，即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形态和政权形态。”[12](P106)确定了把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的政治基础，在新民主主义基础上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型和进步，而不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开始思考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对待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态度上。1949年初，党在西柏坡召开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了新民主主义要长期稳健地向社会主义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新民主主义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建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成为摆在党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毛泽东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就意味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在整个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因素要始终处于不断增长的状态中，资本主义因素要不断减少并最终绝迹。因此，在新民主主义制度的具体实践中，重点是如何发展和增加社会主义因素，而不是维持现状、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或者鼓励资本主义的发展。党在1953年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赎买”的政策，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

新民主主义是一种过渡形态，它承载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桥梁和中介作用。不可否认，党在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具体时机与条件等问题上，确实有急躁的情绪。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认识到，虽然向社会主义发展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特征，但当时新民主主义也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尤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实力不足、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封锁政治打击的情况下，这种可能性蕴含着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巨大的危险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群众统一到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上。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一些失误和问题，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功绩不能否定，它实现了几千年来中国社会制度的最伟大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3.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以苏为鉴，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了探索。他说，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认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但还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2](P215)这些矛盾不是对抗性的，可以通过生产关系和体制改革不断地得到解决，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针对苏联模式的弊端，强调“以苏为鉴”，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他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前提下，允许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可以实行“新经济政策”。在分配方面，提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兼顾的原则。经济管理体制方面，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对于刚刚建立的国家政治制度，毛泽东认为各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好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但仍需要不断完善，提出了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些具体思路。比如：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各民主党派的存在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重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践，提出赋予地方人大的立法权。毛泽东还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13](P543)并从发扬民主机制、反对官僚主义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他说，民主是正确总结经验、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贯彻群众路线的重要条件，要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独裁和分散主义两种偏向。毛泽东对官僚主义深恶痛绝，认为国家机构庞大、部门重叠，是官僚主义滋生的条件，提出大力精简党政机构。另外，毛泽东还在不同场合提道不做国家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分“一线”“二线”等问题，为改革开放后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创造了思想条件。

毛泽东在党内较早地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需要通过生产关系和体制的改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但受当时历史条件和自身理论水平的制约，其探索是初步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对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的探索开了个好头，但是没能继续下去；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的关系的认识是模糊的，甚至存在错误的成分；对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毛泽东在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改革方面的重要贡献。他领导我们党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开启了独立自主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新时期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就是对毛泽东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延续和深化，毛泽东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设计者和体制改革的探索者。毛泽东建构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框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并不断完善和发展。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则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和完善提供了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