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世界的民主“乱象”（2）

三、金钱是“游戏民主”的母乳

西方一直宣扬资本主义民主是神圣的、平等的，程序是公正的。实际上，西式民主常常被金钱、财团、媒体和既得利益集团所操纵，并演变成了一种“富人的游戏”和“钱袋的民主”，即把民主等同于竞选，把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把政治营销等同于拼政治献金、拼选举谋略、拼造势作秀。 

在美国，谁要想在大选中获胜，他就需要有大量的金钱作为支撑，说这种选举实际是一场金融寡头之间的拼搏一点不假，美国总统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美国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及其政策，同时也可以抵制有损其商业利益的政策和候选人，2010年最高法院又判定企业的选举献金可不设上限。这就为“权钱政治”开了方便之门，选举成了比候选人背后利益集团实力的政治游戏，竞选经费也因此不断创造新的纪录。美国大选1980年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2000年又猛增到5.29亿美元；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而2008年美国大选又足足花掉了24亿美元；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称，2012年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总花费达70亿美元，创选举史之最。美联社曾做过一次数据分析，表明1999年竞选获胜当选的81%的参议员和96%的众议员，他们的花费均超过了竞争对手。这就表明，美国民主是靠资本的“母乳”喂养的，金钱是驾驭竞选的“润滑剂”，而权力已被献金最高的资本集团所掌控。有专家指出，“只要在联邦大选委员会那里查一下筹集资金的账户，就可以在大选之前就知道大选的最终结果”，真是一语中的！历史学家作过统计，从1860年到2008年历次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例如2008年奥巴马和麦凯恩对决时，民主党筹得6.41亿美元，而共和党只筹得3亿美元，结果自然是奥巴马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就是说，谁的资本雄厚，谁当选的几率就高，这已成为一条铁律。

对于捐款的大财团来说，选举过程就是投资过程，而投资是需要回报的，最直接的就是按政治献金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给各大财团。当然，西方政客与资本寡头之间的交易有时需要显得公正，于是便通过一种特殊的利益输出通道来实现，即利益集团影响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制定出偏向利益集团的公共政策，最终谋求各自利益的实现。同时，议会运作机制也是为方便议员报恩设计的，有关法案要进入议会程序，首先要经过议院的常设委员会，而那批人不是经过选举而是根据各政党及其背后大财团的实力推荐的，自然有利于寡头、精英特殊利益偏好的法案会优先得到审议和通过，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法案往往会被无限期地推延。

可见，被夸得天花乱坠的美国总统大选，其背后隐藏的却是政治献金和回馈资助人的“政治分赃”和权钱交易。这种“金钱选举”的常态化，无疑消磨着美国民主的理性，从而给政府运作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爱因斯坦曾经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一文中写道：“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样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能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电视广播、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272页）实践证明，这位大物理学家对“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揭示是深刻而到位的。

四、民主输出引发社会动荡

扩张和输出，是西式民主对外的存在形式。在传播西式民主的过程中，西方大国发挥了主导作用。1990年3月，布什总统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出，美国90年代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在全球“扶植政治自由、人权和民主制度”，要把民主趋势扩展到整个非洲大陆。在此基础上，美国政府宣布对非洲国家援助要以他们“实行多党民主”为前提，即无一例外地将援助与民主挂钩，以此要挟非洲国家。比如美国免除了加纳、坦桑尼亚等表示要进行民主化的8个国家共4.19亿美元的债务，而对“违抗”的肯尼亚则让世界银行中断对其贷款和援助。美国为促进民主输出战略的实施，1990—2003年间投入的“民主项目”资金就增长了5倍以上。法国在非洲民主化浪潮中也扮演了独特的角色。1990年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第16届法非首脑会议上，强调民主是普遍的原则，明确宣布法国对非援助要同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挂钩，强调其提供援助的多少将取决于受援国民主化和尊重人权的程度。此外，英、德等其他几乎所有西方发达国家都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迫使非洲接受西方的政治模式和价值观念。  

看看今天的非洲，特别是实行西式民主的突尼斯、埃及等国家，政局动荡不堪，冲突战乱不断，普通民众连最基本的社会稳定和物质生活都无法保证，何谈自由与民主。可以说，“民主化”在这些国家一定程度上成了社会无序的代名词。 

如果说美国对中东的民主输出是打着“人道主义干涉”的旗号、以战争的方式开场的，那么在东欧和中亚的民主输出则是以“颜色革命”方式推动的，从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以及中东和北非一些国家相继爆发的“茉莉花革命”来看，背后都有西方势力的推手。然而，这些“颜色革命”所带来的是政权更替和社会动乱。“橙色革命”前的乌克兰经济以5%的速度增长，而“革命”后的2009年经济萎缩了15%。陷入“周期性”政治动荡的乌克兰，党派林立和政治纷争导致每次选举都危机重重，独立20多年竟然有近20位总理轮流当政，总统、总理变化如走马灯,政治清算不断,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按照不变价格计算，乌克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90年的69.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1990年的81.1%。今年以来，西方又公开支持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民选总统亚努科维奇被迫逃往俄罗斯，东部多个城市成了血腥的战场。

近年来全球民主衰退的趋势在非西方地区越发明显，许多引进西方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未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进步，反而造成政党林立、政局动荡和社会分裂的局面，大量紧迫的国计民生问题也往往因政治纷争被搁置一边，多国已被推入“民主陷阱”。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民主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而且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外部强加的输入型民主往往“水土不服”。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指出，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激进民主化所致。那里的民主要么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么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引进民主制度。不久前，德国历史学家施蒂默尔指出，自冷战结束后，西方就缺少了组织原则和整理房间的动力，美国“政府关门”导致公共生活瘫痪等，表明民主所需的基本共识已然终结；现在西方民主都在枯萎，已成为“过时货”。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