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2）

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新闻媒体的自由？

任何一部宪法都明言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但这并不等于新闻界的自由，更不等于私人所拥有的已经成为跨国财团的媒体机构的自由。当下流行的“新闻自由”言说有意无意混淆了两个相关但并不一致的自由主体：公民的言论自由，还是作为特定社会组织机构的新闻媒体的自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没有明言保障新闻机构的自由。这里的作为个体的“公民”概念如何与宪法序言和总纲中作为国家主体的集合性的、有明确阶级含义的“人民”概念相衔接，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在当下的舆论中，新闻机构的自由似乎成了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言论自由的同义语。当然，由于新闻机构从事言论表达和出版，其自由可以被认为是公民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延伸。但是，无论是相对于作为集体的“人民”还是作为个体的“公民”的表达和出版自由，媒体机构的表达和出版自由都是延伸性的或从属性的。

虽然作为个体的公民的出版自由是宪法保障的，在一个社会成员对物质和文化资源的占有不平等的社会里，如何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大多数公民——即宪法序言和总纲里的“人民”的出版自由，是一个非常具体而又复杂的制度设计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媒体不但为党和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财政支持，不从事任何商业牟利活动。但过去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媒体的商业化和媒体自身变成了利益集团，随着中国社会的阶级分化，这个问题就变得很复杂了。

广告资助媒体是“经过算计的自由化”

西方把公民出版自由的实现途径定义为个体公民自办媒体的自由。而这种媒体又按自由主义模式被定义为私人公司拥有的，以广告为支撑、以营利为主旨的媒体。如此，没有能力拥有媒体或成为广告商的广大民众在媒体上的表达权利，包括这些媒体所雇佣的新闻工作者的表达权利，就会从属于媒体所有者的私人产权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阶级权力，从而导致少数“豪民”或“豪民”阶级劫持人民的出版自由权利。与此相关，广告支撑的媒体市场不是按“一人一票”的民主逻辑运作，而是按“一元一票”的“钱主”逻辑运作的。传媒资本与广告商不会向那些反资本、迎合低消费能力的劳工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媒体注资和投入广告费用。

然而在国内，包括媒体政策部门、学术界和主流舆论界，普遍存在一个认识误区，把媒体的市场机制理解为政治上中性的经济化约主义。更有甚者，媒体市场中的消费者被等同于政治意义上的“人民”。这是典型的市场民粹主义立场。

纵观西方新闻史，从党派媒体到市场开放下“自由”媒体的转型过程，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英国报业史。

英国资产阶级在巩固其意识形态统治过程中，曾经面临一个“疏”和“堵”的策略选择。面对政府的垄断经营和高印花税政策，正在崛起的英国工人阶级出版非法报纸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英国议会就此展开辩论：如何最有效地把工人阶级的报纸打压下去。保守派主张“堵”，增加印刷成本；自由派、改革派则主张“疏”，放开媒体市场。结果，改革派占了上风。放开市场后，那些为工人阶级说话的报纸因为没有广告商的支持，“自然而然”地渐渐消失了。这也就是说，广告资助媒体这一制度设计本身是一种政治选择，英文叫calculated liberalization，即经过算计的自由化。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压工人阶级的媒体，而资产阶级也正是通过媒体的商业化和市场自由化，来巩固其话语权，实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

关于这个问题，著名英国传播学者詹姆斯·卡伦在《媒体与权力》（Media and Power）一书中有深刻分析（这本书在国内早有翻译）。卡伦引用了英国报业史上一个强有力的实例：拥有474万下层劳工读者的激进报纸《每日导报》(The Daily Herald)，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广告收入而在20世纪60年代被迫关闭。意味深长的是，这份报纸的读者人数比另外三家迎合统治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报纸——《泰唔士报》(The Times)、《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和《卫报》(The Guardian)——读者总人数多出将近一倍。

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是内在于商业化、市场化和资本化机制的媒体的阶级倾向性问题，与商业化媒体人的主观意识形态立场还不是一回事。也就是说，一旦媒体是由广告商资助和被纳入市场化以及资本化运作的轨道，资产阶级的话语权也就体制性地建立起来了，这不是个人的主观意志和政治倾向性能够左右的。当然，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也很重要。比如，当下国内一些媒体和网络在报道“八卦新闻”和负面新闻时，是有强烈的主观选择性的。在西方具体的媒体运作中，内在于商业化体制和市场机制的资产阶级倾向性往往与媒体所有者和从业者的主观意识形态相辅相成，从而形成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