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劫持的“新闻自由”与文化领导权（4）

中国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要敢于说话

在当下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西方强势跨国媒体集团不仅希望把整个世界变成其资本积累的场域，而且希望根据跨国资本的利益传播单一意识形态，甚至通过制造新闻来影响他国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自由”必然事关国家主权。而在中国，辛亥革命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以下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一个主权国家是不是应该放弃孙中山先生倡导的“节制资本”——包括境外资本这一强大构建性力量——的任何手段？

英文有个词叫national control，就是本国控制。在这一点上，美国往往寸土不让——这在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到美国投资所采取的各种或明或暗的强硬手段中可见一斑。在当下西方针对中国的“新闻自由”舆论攻势中，“本国控制”这个词被等同于共产党的政治控制和一党新闻专制，而美国所倡导的“信息自由流动”和“网络自由”话语，则成为它在国际信息传播政策层面“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锐利武器。

与此相关，中国媒体在重大意识形态问题上往往不敢鲜明发言，不是唯西方舆论马首是瞻，就是主动退让或沉默。我曾经比较过半岛电视台、CNN、BBC和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新闻节目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报道。其中一个历史性的新闻事件是，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承认，自己坚信了近40年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错的。明明这个资产阶级的大代理人在这样一个场合公开承认，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金融资本主义失败了，可是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却把这样的重大政治新闻进行了“莫名其妙”的淡化处理：不仅把这条新闻放在整个新闻节目的最后，而且在一分多钟的新闻里，还将格林斯潘描述为权威人士。我奇怪：为何我们的编辑记者如此深陷新自由主义政治意识不可自拔？

与之相反，半岛电视台以头条新闻的显著位置、用了五分多钟时间让格林斯潘暴露自己。如此客观真实报道，半岛电视台当然就赢得了西方有头脑的观众，也就是中国软实力追求者们梦寐以求的西方“主流”受众。这个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如果不希望自己用于“软实力”建设的投入落得“打水漂”的结局，中国媒体就必须在国际意识形态场域有自己的立场，而且还应该在国际电信联盟等世界信息传播治理体系中敢于说话、善于说话。这不仅意味着首先要了解人家的游戏规则，然后去改变这些游戏规则，而且要超越国家利益的话语，以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话语在世界舆论场上赢得道义制高点。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新闻自由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言论表达的自由，而在于谁的自由——是媒体拥有者的自由，还是全体人民的自由？谁的需要——是商业牟利和资本积累的需要，还是人民言论表达的需要？在一个资本主导的世界里，表达自由是被阶级关系构建的。今天，在对信息化资本主义所深陷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进行反思的时候，如何实质性地把民众的表达自由原则贯彻于一个新旧媒体相互融合的传播体系中，是美国维系和深化民主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同时，这也是中国在继承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划时代的体制和机制创新，走出一条真正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促进世界传播民主化进程的应有之义。在这个问题上，任何鼓吹媒体和文化产业不仅能赚大钱，而且还能打赢意识形态战争的说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的意识形态烟幕弹，就是痴人说梦。

[1]赵月枝，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汕头大学出版社于2008年翻译出版了《最后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