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历史贡献

邓小平响亮地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基础上，成功地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者。他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的历史性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冲破“左”的指导思想的长期羁绊，依靠实事求是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动力，不断推动实践创新，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最为突出的思想羁绊就是“两个凡是”。邓小平通过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和压制，重新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时还有一个障碍，就是“阶级斗争为纲”。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算起，这一指导思想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长达16年之久。通过解放思想大讨论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端正了党的政治路线。

再有一个障碍，就是对于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传统观念束缚。在长期艰难的探索中，我们党既对社会主义传统观念产生过重大突破，为后来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源头，也在很多问题上未能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束缚，致使长期以来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邓小平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平均主义大锅饭不是社会主义，要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总之，邓小平依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激发出来的思想理论动力，依靠改革开放激发出来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活力，冲破了“左”的思想禁锢，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高度警惕“左”的思想长期影响，坚决抵制放弃党的领导、放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各种错误思潮，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第一个成果——邓小平理论。

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需要不断排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要不断克服“左”的思想长期影响，而纠“左”容易出右，这已成为一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于否定党的领导，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强调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项，都要一百年不动摇。

与此同时，邓小平对于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影响，也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强调：“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把自己称作为“实事求是派”，以此表达了既反“左”又防止右，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方向的坚强决心。他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揭示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在此基础上，他还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第三，科学判断时代主题和时代特征，开启了沿着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历程。

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整个国际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东西关系与南北关系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美建交、台湾海峡出现和平前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在悄然间发生着重大调整。在这种情况下，长期以来对国际格局及其特征的基本判断，也需要随之做出改变。

邓小平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观察，于80年代中期提出关于时代主题的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

形成这一重大判断，源于对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的两个转变。在国际形势的分析判断上，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确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针对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一条线”战略，确认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树立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的国际形象。以此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实践证明，这两个变化，既拓展了中国在国际风云变化中的回旋余地，也确保了改革开放赢得良好稳定的国际环境。

关于时代特征和时代主题，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问题，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格局，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存在。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发展问题，即是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矛盾问题。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解决这个问题单靠南北对话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就是南南合作。通过南南合作，推动南北合作。这两件事汇合在一起，就是要打破国际政治经济不平等的旧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这既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是上世纪70年代反对霸权主义思想的新发展。

邓小平的上述重要判断，既为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

关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关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邓小平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参加任何集团。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侵略别人我们就反对谁。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这样，我们国家的政治分量就更加重了。这个政策很见效，我们要坚持到底。”

关于中国永远不称霸，邓小平指出：“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同时，“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