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维明：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

2008年大手术后养病期间，我摈除一切写作任务，连经常自娱的随笔也中止了，但我还是接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邀请，用英文撰写了一篇七千多字的以文明对话为主题的“基本理念”。2004年，我应教科文执事局主席和秘书长的邀请，和58国的大使在巴黎总部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有关如何在国际社会发展文明对话的交谈。2001年，我应安南之邀，参加了联合国为促进世界文明对话而组成的“杰出人士小组”，和瑞士神学家孔汉斯、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新加坡大使许通美及中国代表宋健等完成了向大会提交的报告：《跨越分歧：文明对话》。其中，“对话的语境：全球化与多样性”一章是由我执笔的。1994年，针对亨廷顿“文明冲突”的理论，我和伊斯兰哲学家纳瑟在哈佛旅店共同主持“伊斯兰和儒家”的对话。

20年来，儒家如何在文化多样性的全球趋势中，促进平等互惠的“轴心文明”之间的文明对话，成为我的科研重点。我的终极关怀，“儒学的第三期发展”，必须在这一论域中才能落到实处。

20世纪儒家的悲惨命运与新儒家学者的不懈努力

让我们先来探讨今天儒家应该如何自我定义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困难重重的问题。最明显的困难之一是，回顾中华民族数千年光辉灿烂的精神文明，儒家传统在儒释道三教中最为源远流长，但同时近百年来儒家又有着受到摧残最为惨烈的文化记忆。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时代的儒家批判者是知识精英，而“文革”时期儒家价值的摧毁者则是一批热血沸腾的无知青少年。受到好几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和造反学生凶狠批斗的儒家居然还能存活下来，在人类文明史中，如果这不是独一无二，至少也是极难想象的特例。

在塑造人类精神文明的五位典范人物（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穆罕默德）中，只有孔子不仅在现代中国曾受尽污辱，而且至今还面临“平反”的考验。在轴心文明中，“华人”是唯一保存五千年文明史没有间断的民族。但近百年来，中国的知识人又是现代文明大国中集体记忆遗忘、健忘、淡忘、主动忘却和被彻底扭曲最为严重的群体。为救亡图存的爱国激情所驱动的“五四”先进分子，主动自觉地采取了以儒家的糟粕和西方的精华绝然二分的对比。既然儒家是小农经济、家族社会和专制政治的产物，其文化体现的形式必然是保守、落伍、封建和反动的。因此，中国的国民性可以用阿Q、祥林嫂、差不多先生，乃至随地吐痰、裹小脚、娶妾和抽鸦片为代表；而西方的典范则是德先生、赛先生，乃至自由、人权、法治、理性和个人的尊严。

儒学复兴在“五四”西化气焰炙热时出现生机。梁漱溟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打破古今中西二分的思维，从类似比较轴心文明的视野，把中国文明“调和持中”的价值取向和西方的“向前要求”及印度的“反身向后要求”作一分疏。他承认，中国文化要生存下去，不能不向“以动力横绝天下”的西方学习，但他预言，当人类物质文明发展到极致，印度的舍离人生必然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同时他也在北京大学开设儒家哲学的课程，强调王阳明心学的道德自觉。他提出从心灵深处体究人生意义的思路。熊十力扬弃佛教唯识论的“分析哲学”，建构了以生生不息的宇宙大化为基调的本体论。他扎根《易经》的哲学思想，充分体现孔孟心学展现仁道、仁术和仁政的天地创生精神。这种精神，根据我的“体知”，也就是钱穆晚年“彻悟”后指出中国文化对世界最值得珍惜的贡献：“人心与天道的合一”。①

1949年以后，在强势的“辩证唯物论”的氛围里，熊、梁两先生植根孟子心学的本体论和功夫论已无人问津。但在香港新亚书院的唐君毅和台湾东海大学的牟宗三则从黑格尔和康德哲学切入，重新反思儒家人文精神的普世价值。他们深受“忧患意识”的触动，痛感“亡天下”的文化危机，在“手空空，无一物”的恶劣环境中积极进行超越而又融会“古今中西”的思想事业。他们承继了熊十力的本体探究和梁漱溟的心性修炼，完成了数百万言的有关儒家心体、性体和心灵境界的巨作，为儒家哲学注入了新理念、新范畴、新方法和新思路。通过他们的努力，五四运动以来很难想象的有活力、有创意的儒家论域在学术和知识界里涌现出来了。

必须指出，我在这里只提到熊梁唐牟四位典范性的人物。其实，如果要对儒学的复兴作一概略的介绍，必须包括前面已经提到的钱穆和马一浮、贺麟、张君劢、冯友兰、徐复观、方东美等关键人物。即使集中讨论的是身心性命之学，也不能只局限在如此狭小的圈子里。因此，我的选择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