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正：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事业的历史性贡献——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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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诞生于1904年，1997年离世，几乎与20世纪相始终，与孙中山、毛泽东一起被人们尊称为20世纪中国的三位伟人。他一生曲折坎坷，初衷不改，愈挫愈强，铸就辉煌，而最为国内外称赞的还是倡导并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伟业，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业绩和贡献，留存于炎黄子孙的集体记忆之中，载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

扭转乾坤  首创改革开放

1976年10月，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结束了持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许多被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党和国家开始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轨道。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邓小平原来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时年73岁的邓小平在全会讲话中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位老共产党员一生三落三起，当他第三次复出时，首先想到的是要“做点工作”。作为政治家、战略家的邓小平“要做点工作”，当然不是一般的行政事务，而是关系到国家兴衰成败、民族发展前途的大事——改革开放。这件大事，邓小平在江西三年监督劳动期间就反复思考过，1975年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也曾以全面整顿的方式作过实验，虽然遭受挫折仍义无返顾地坚持自己的选择。

十年内乱，又加上两年徘徊，党和国家积弊甚多，百废待兴。中国向何处去？这是亿万人关注的大问题，人民把希望寄托在邓小平身上。邓小平没有辜负全党和人民的期望，他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远见卓识，披荆斩棘，锐意创新，开辟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途。

由于长期受着“左”倾错误的影响，思想僵化，积重难返，在中国实行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政策，谈何容易。邓小平深知阻力和难度，抓改革开放必须先从解放思想入手。早在恢复工作之前，他在给党中央的信中就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要用准确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他倡导和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主题报告，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要政治问题”，并发人深醒地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①]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的宣言书，吹响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号角。在此前后，他还以很大的精力拨乱反正，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调整好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实现安定团结。这一系列举措都为推进改革开放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并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国的改革首先从农村起步，又一次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邓小平十分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热情支持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的壮举，充分肯定安徽、四川等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的试验，并说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当农村改革遇到阻力和非难时，他又旗帜鲜明地推广农村改革的典型经验，打破当时普遍存在的畏惧心理，逐步在全国农村建立起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面貌得到明显改变。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起来，既解决了农村富裕劳动力的出路问题，又增加了农民收入，反过来加大对农业的支持。邓小平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出现给予很高评价，并以优惠政策大力扶持。在农村改革获得成功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把关注点转移到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经济责任制，并对城市经济的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等方面进行了配套改革，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邓小平还十分重视政治体制的改革，1980年8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深刻分析了现行政治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及其产生的根源，精辟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意义，并提出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实行六项重大改革措施，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邓小平的指引下，经过几年的努力，全面改革的新局面已经形成。

邓小平总结了明、清两朝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的贫穷落后、愚昧无知的教训，多次强调搞四个现代化，不开放不行。20世纪70年代他频繁出访，通过对发达国家日新月异科学技术的切身感受，策划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1979年4月，邓小平在听取广东省委汇报时，认为给广东某些特殊政策是个好主意，对外开放要找一个突破口，办好试验场。总要有人迈出第一步，才能开拓新路。当大家纷纷议论取个什么名称时，有的主张叫出口加工区，他脱口而出：就叫特区吧！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嘛。不久，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相继建立起来。邓小平满怀激情地鼓励特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政策，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来”！实践证明，经济特区在吸引外资、侨资，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增加出口创汇等方面给全国作出的示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②]这个窗口的成功建立，在国内建设起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在国外透过特区看到了中国发展的机遇和前景，对外开放迈开了可喜的一步。

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经过反复讨论和修改，于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标志着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已经胜利完成。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致开幕词时，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并点明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为中国的发展进步铺就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和创造性劳动，改革开放已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开启了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