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倡廉贵在治“未病”

倡廉，贵在预防。预防不是人之本能，而是经验。人最早或许是不懂何谓预防的，但人要生存，要温饱，要发展，因此便要奋斗；在奋斗中遭遇灾难、折磨，取得经验，于是想到预防。考虑到猛兽来袭，在家园周围圈上栏杆，也许是人最早的预防措施。

对于自身疾病的预防，则是人类进化到相当程度以后的事。 《 黄帝内经》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为什么呢？因为“病已成而后药之，譬犹渴而挖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渴得要命才想到挖井，开战了才忙着造武器，不是很晚了吗！扁鹊为什么看到蔡桓公“疾在腆理”之时，打算给他医治，等发现他的病到了“骨髓”，转身就跑呢？因为病在表皮，按摩或热敷一下就行了；而病入膏盲，则无法医治。写《 伤寒杂病论》 的张仲景先生被誉为“医圣”，就因为他主张并能做到“治疗”尚未形成疾病的病——他把这叫做“治未病”。这里的“治”，实质上是强调“预防”。“未病”不是没一点儿病，而是虽有形成疾病的因素，但还没有到发病阶段。

“治未病”，即防患于未然，是特别不简单的。“治未病”，要善于“捕风捉影”，能够“见微知著”，否则，一个人的病还没有明显表症，比如仅仅皮肤有点儿潮红，一般人，包括一些医生，都认为没有什么，你怎知会导致骨髓发病而无可救药呢？要知道，一种病即使有明显症状，很多医生还可能误诊。庸医甚至能把轻病“治”成重病。“治未病”，看似对付皮肤潮红之类的鸡毛蒜皮，可事半功倍，解决的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在国家出现之后的人类社会，掌权者和管理者的腐败，可说是一种“社会病”。这种病不是由自然界“外邪”的入侵和人自身阴阳失调而引起，其病源在人的灵魂污染和社会制度的缺陷。最初之社会制度，相对来说颇为简单。等发现孽生了种种社会病，人们自然想到治理，继而开出很多治理的方子，于是简单的管理制度增添了惩罚措施，变得越来越细密和完善。但是再细密完善的制度，也有疏漏，犹如任何良方也不可能医治百病。制度中包含的惩罚措施，其重要目的也在于“毖后”而非“惩前”。可有人“利令智昏”，也有人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并不鲜见。酝酿多时的人的肉身病，一旦显现症状，人们形象的说法是“病来如山倒”。山倒了，人也完了。不断孽生的社会病，也会泛滥成灾，乃至成了洪水猛兽，导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害得民不聊生、国将不国。

不管对人之病，还是对社会病，如果只重于“治已病”，则嫌太晚。“病去如抽丝”, “治已病”看起来重任在肩，轰轰烈烈，是力挽狂澜，很了不起，却只能穷于应付，结果难以把握，往往事倍而功半。

从医家的“治未病”，人们悟到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普遍真理。对付社会腐败病，当然也要“预防为主”——而这须有比治理手段大得多的本事。《皇汉医学》 上说：“对病欲愈，执方欲加者，谓之下工；临证察机，使药要和者，谓之上工。”上工是能够洞察病理的医家，下工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匠人。在推进反腐倡廉工作中，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强调以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从长远看，要着重在预防上下功夫，于细微处劳神“察机”，掐断腐败苗头，在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事业中，走一条“似迂反捷”的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