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我最后的作用是带头建立退休制度

1975年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呈上一份请示报告。报告建议：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表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这一举措像一把尖刀插在了急于抢班夺权的“四人帮”心上。急红了眼的王洪文跑到上海肆无忌惮地叫喊：“10年后再看。”是年，邓小平71岁，王洪文刚满40岁。

王洪文的话传到中南海。在71岁与40岁的比较中，邓小平显得格外清醒。他找到李先念等老同志交换对王洪文这句话的看法，说：“10年之后，我们这些人变成什么样子？从年龄上说，我们斗不过他们啊！”几个老革命家从王洪文的话中觉察到党和国家面临着一场潜在的危机，那就是：老一辈革命家大都年事已高，一旦撒手人寰，谁来接班？从此，接班人的问题伴随着王洪文的那句话就一直深深地刻在邓小平的脑海之中。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展开，大批遭受迫害的干部纷纷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但由于从反右运动到“文革”结束持续了20年，原来的年轻人早已进入中年，中年人也变成了老年人。面对着改革开放和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繁重使命，一方面，干部队伍严重老化，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因无位子，年轻干部又上不来。对此，邓小平敏锐地认识到，顺利完成新老干部交替是从组织上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措施。新老交替的关键是要解决老同志占着位子的问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就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解决干部系统吐故纳新而创造的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形式。

邓小平提出设顾问最早是从军队开始的。1975年7月14日，他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了在军队设顾问组的问题。他指出：“设顾问是一个新事物，是我们军队现在状况下提出的一个好办法。设顾问，第一关是谁当顾问，第二关是当了顾问怎么办？”“顾问组的组长，不参加党委，可以列席党委会，好同顾问组通气。其他待遇不变，但是配汽车、秘书要变一变。”“顾问也有权，就是建议权。顾问要会当，要超脱。不然，遇事都过问，同级党委吃不消。设了顾问，究竟会有什么问题，等搞年把子再来总结经验。”

1977年邓小平再次出来工作后，一次，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现在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急需培养、选拔一大批合格的人才。这是一个新课题，也是对老同志和高级干部提出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认真选好接班人。老干部现在大体上都是60岁左右的人了，60岁出头的恐怕还占多数，精力毕竟不够了，不然为什么有些同志在家里办公呢？为什么不能在办公室顶8小时呢？我们在座的同志中能在办公室蹲8小时的确实有，是不是占一半，我怀疑。我们老同志的经验是丰富的，但是在精力这个问题上应该有自知之明。就以我来说，精力就比过去差得多了，一天上午、下午安排两场活动还可以，晚上还安排就感到不行了。这是自然规律，没有办法。”邓小平接着说：“粉碎‘四人帮’以来，我们把老同志都陆续请回来了，并且大体上恢复了原来的或者相当于原来的职务。这样，我们的干部就多起来了。把老同志请回来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确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的干部。而没有这样一批干部，四个现代化就搞不起来。我们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选拔接班人这件事情不能拖。否则，搞四个现代化就会变成一句空话。”

邓小平清醒地看到顾问制度只是一个出路，要真正解决问题不能只靠顾问制度，重要的是要建立退休制度。从1980年起，他就开始做退休的准备工作。这年8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扩大会议，邓小平在会上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透露：“中央正在考虑再设立一个顾问委员会，连同中央委员会，都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这样就可以让大批原来在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老同志充分利用他们的经验，发挥他们的指导、监督和顾问的作用。同时，也便于使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更加精干，逐步实现年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