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

邓小平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

摘要:今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发出了全面推进新一轮改革的宣言书、动员令。我们坚信,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同心同德,脚踏实地、勇于创新,一定能够把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推向新的高度,一定能够实现我们党提出的“两个100年”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历经改革开放36年取得举世瞩目伟大成就的当代中国,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面对邓小平理论所开启的当代中国历史大变动,面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新觉醒,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能有今天,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能有今天,离不开邓小平打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我们对邓小平的最好纪念,就是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开拓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在打开全新战略道路的艰难战斗历程中,邓小平理论应运而生

(二)邓小平的一生是辉煌的,而其中最辉煌的一段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为起点的最后20年。在这20年中,他为党和人民作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是拨乱反正,领导全党正确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同时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二是改革开放,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打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新战略道路,并在这个伟大进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说过:“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我们应当说,没有邓小平,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至今还要在贫穷落后中挣扎苦斗。

(三)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直到今天,贯穿我们党全部指导理论的一条红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今天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即以邓小平理论为奠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四)伟大的理论来源于创新的、战斗的实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最根本的还是面对中国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这两个大局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大变动,邓小平经历了艰难战斗、进行了深刻反思。在这里,没有什么一帆风顺,没有什么轻而易举,更没有什么一蹴而就。一句话,是在大变动中应运而生的。

(五)先来看国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那20年中的两大历史关头。第一个历史关头,是上世纪70年代末,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尖锐提到党和人民面前。当人们普遍束缚于“两个凡是”、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迷茫困惑之时,邓小平坚定地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有力推动了党和人民的思想大解放。由此而来的,是全党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逐步确立,是几年之内就从根本上扭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困难局面,并由此启动了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大发展。

第二个历史关头,是10年后,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政治风波,加上国际苏东剧变,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又一次尖锐提到党和人民面前。是走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还是坚定不移继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路?面对复杂情势,邓小平又以他一贯的坚定信念、非凡胆略和远见卓识,强调稳定压倒一切,随后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个谈话从根本上澄清了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是非、思想是非和理论是非,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一轮举世瞩目的大发展。

(六)再来看国际大局。最突出的,就是关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这一重大战略判断的提出和确立。早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就敏锐注意到世界范围新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发展。同时,注意到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失败和苏联在阿富汗受挫,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战略部署都未能实现。而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必定成为时代大潮。邓小平由此断言:“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而南北问题即发展问题。正是基于这一重大战略判断,邓小平提醒全党注意抓住难得机遇,集中精力搞建设、谋发展。

尔后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国际形势,邓小平又清醒把握大局,指出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并进一步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同时,他审时度势,提出“有所作为”,倡导打出上海这张“王牌”,以开发开放浦东等重大举措带动长江三角洲以至全局的发展,一举打破了西方七国联手对我实行的经济制裁,由此扭转了一时阴霾漫天的国际环境。

(七)正是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大背景下,邓小平又在他辉煌一生的最后段落,以89岁高龄,继南方谈话之后,在1992年盛夏时节,全身心投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的编审工作。我们记忆犹新:他亲自审定每一篇文稿,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细,终于完成了一部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的经典性著作,并且郑重地把它作为“政治交代”献给党,献给祖国和人民。当时邓小平高兴地说:“算完成了一件事。”他还在审稿过程中说过:“这本书有针对性,教育人民,现在正用得着。”“不管对现在还是对未来,我讲的东西都不是从小角度讲的,而是从大局讲的。”“编到南方谈话为止,这样好,段落比较清楚。”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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