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对今日的北大充满不安和忧虑 （2）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们再来讨论“国际化”的目标。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当时叫“与国际学术接轨”。我在文章里就指出,这就是要“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和美国化”为目标。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就有人提出“采取英语教学是学校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管理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高论，我在文章里也表示了担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了”。

当然2014年重提国际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国学，强调中国“主体性”，似乎是对前面说的美国化倾向的一个纠正，校方也是这样自辩的。但实际上它背后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经指出的，这还是隐含了一种生怕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焦虑，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来改造中国的学术，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补充的：西方的中国想象也是复杂的，除了希望用中国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西方中心论者之外，还有一种思路，特别是西方的左派，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就把中国理想化，乌托邦化。这样的“主体性”还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基础之上，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难说是真正的主体性。这倒是很能说明2014年提出的“中国学”的内在矛盾和实质：它一面打着中国自信、中国主体性的旗号，一面却暗恋着西方，至少是不能摆脱西方主体性。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过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为一个中心口号提出来的。我当时就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为目标？为什么还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指标？”听说2014年这一回提出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谁要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们学者要吗？是北大老师学生要吗？那么，“他们又想通过什么手段、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做就一定能达到吗？”这背后又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我们落后了，要赶超先进国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这些是有可比性；但从根本上说，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不同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的。也不存在所谓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吸收、互相吸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收、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对世界文化、教育做出独特贡献。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应该质疑的，也许“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更科学，更切合实际。如果你预设一个所谓世界的标准，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国标准。记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学作为标准的，因为那时认为苏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学为目标了。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实际上就这么回事，这一次燕京学堂背后也有一个投资问题。这样，就必然导致“大楼有了，却没有大师”的结局。

当然在2014年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有新的内涵。还是前面说的，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于是，我们的“雄心”就更大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中国影响世界，甚至引领世界的作用。这就是燕京学堂提出“立足中国，影响世界”的办学宗旨和“培养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领导者”的目标的依据所在。

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把北大办成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外国留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就像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也会接受其影响一样，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完全没有必要将主动引导什么世界潮流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