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对今日的北大充满不安和忧虑

“中国学”才是核心问题

我2002年退休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仍然在关心北大的动向。这次燕京学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观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满忧虑。还是仔细搜集了所有的材料，准备作为校史的一页，把它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当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不打算直接介入。但这回三联的会议邀请，却逼得我、或者说给了我一个机会，公开说出我的忧虑与思考。

我觉得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提出“中国学”，并且赋予其重大意义与使命。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留学生教育的改革，我们可以不必讨论；但问题是校方不这么看，它非常郑重地宣布：“中国学的创设是学校近期创新的大事，体现了学校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办学模式”的“创新”，是不是要推广到整个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是不是要以“中国学”来改造我们北大文科？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关系到北大文科发展、北大教育，甚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大校方推出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也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展开了“北大向何处去，中国大学教育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的长文，并且和我们中文系的高远东老师一起，把有关讨论资料汇集起来，编了一本同名的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昨天在准备发言时，把当年的文章重翻了一遍，觉得2003年提出的许多问题恐怕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有新的发展；因此，当年说的话完全有效，也可以看做是对当下北大围绕燕京学堂所进行的新一轮的“改革”的发言。

就是说，2003年与2014年北大两次所谓“教育改革试验”有内在联系，很多问题一脉相承。

2003年我的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或许正因为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和圣地，因此总有人想改造北大，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北大校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改革指导思想，是要“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决策作贡献”。因此，在我看来，2003年的北大，是面临着一个“用资本的逻辑与力量，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彻底摧毁”的危险的。以后，事实的发展就是如此，一个是经济的手段，一个是刚才老师们说的，官本位、行政本位的体制化的手段，双管齐下。

而现在它要进一步：要改造学科了，就要进入学科内部了，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觉得需要对“中国学”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讨论。“中国学”的概念根据北大的解释，它有两个内涵：一是“顺应国家战略需要”，一是“国际化”。“国际化”问题大家议论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国家战略”问题也不可忽视，两者都有可质疑、讨论之处。

先说“国家战略”，这更是提出“中国学”的主要依据和重要背景。校方是这样宣布的：“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昌盛，以及文化的不断繁荣，‘中国热’正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北京大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的需要，启动燕京学堂计划”。于是，又有了这样的阐释：“‘中国学’在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无异于为外国人了解、理解、认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我们不但会收获为数众多的‘中国通’，同时将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简单一句话，提出“中国学”，就是要服务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

这就说清楚了提出“中国学”的背景：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文化第二大国的地位，由此引发了一种文化焦虑感。

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思想，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大学文科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教育的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核心。这也是北大历史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忽而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同时就在倡导一种方法、一种学风，就是“以论代史”。立场在先，观念在先，结论在先，然后用材料来阐释，证明。这样的“以论代史”的“学术”，几乎耽误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时间。我看“中国学”提出课题，全是大而无当，结论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强调实用，要求速成、超赶，用大跃进的方式来组织学术，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学术垃圾。我们不说远的，就看看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的学报、学术杂志，尽管其中也不乏认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却是空论、大论、泛论，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我们就不难想象，这样的以论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国学，将怎样败坏中国文科的学风，并祸及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不仅北大的批判传统会丧失殆尽，北大的学术传统也会遭到严重的伤害，而且很难弥补。

“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