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邓小平与中国的政治进步（2）

“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

日报：在改革开放之初，除了解放思想，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政治举动，就是彻底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它对于改革开放有什么意义？

俞可平：邓小平扭转中国历史进程的首要举措，就是彻底否定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清楚地知道，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改革都绕不开对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不彻底否定“文革”，就不可能有中国未来的改革与发展。虽然他对“文革”的处理非常讲究政治策略，但邓小平的态度非常明确，这就是坚决、彻底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他亲自主导和审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正式指出：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因而始终没有也不可能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毛泽东自己将“文革”列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彻底否定“文革”，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而且更需要深远的历史眼光。放眼整个中华文明史来看，“文革”的灾难与危害，绝不仅仅限于“文革”的十年，“文革”对传统中华文明的破坏，在许多方面将永远不可修复。质而言之，“文革”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大道，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从我们这些经历过“文革”的人看来，即使现下社会中的信仰缺失和道德沦丧，在很大程度上也与“文革”对人类文明主流的破坏直接相关。当然，全面彻底否定“文革”，并不是说整个“文革”期间就没有一件值得肯定的好事，“文革”本身与“文革”中发生的事情必须区别开来。

日报：遗憾的是，现在不少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文革”了，甚至觉得“文革”也不失为反腐败反官僚的一种选择。

俞可平：这是非常值得忧虑的，因为对历史的无知，必然导致对改革开放的误解和对现实的曲解。再加上“文革”中的受益者或“文革”后被判定的“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还在努力为“文革”翻案。因此，一方面，邓小平坚决、彻底否定“文革”的方针必须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另一方面，为什么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深刻教训究竟是什么？如何从制度上防止“文革”悲剧重演？这些问题至今仍然必须反思。

说起文化大革命，顺便推荐一本江青秘书杨银禄最近出版的《我给江青当秘书》。他用大量亲身经历的事例，揭示了江青这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难以想象的专断、虚伪、奢靡、特权、无法无天和人性扭曲，从中可以窥见文化大革命的疯狂。

民主法制是邓小平的两件“政治法宝”

日报：“文革”期间充斥着无法无天的荒唐闹剧，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一再强调民主法制，显然也是有强烈的针对性的。

俞可平：是的。我认为，民主法制是邓小平总结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经验后得出的最重要教训，也是他在“文革”结束复出后最重视的两件政治法宝。他多次极其明确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和现代化一样，必须一步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肃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像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他的政治理想是，在中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他强调指出：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邓小平始终将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把它们视作现代政治文明的主体。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其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是人民民主。民主有诸多要素，如选举、参与、监督、权力的制约等，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个要素就是法治。

日报：不过，除了极个别的地方提到过“法治”外，邓小平更多讲的是“法制”。

俞可平：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邓小平讲的“法制”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流行的概念“法治”。因为他始终强调以下三点：一是法律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二是法律的意志高于任何组织和个人的意志，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意志，三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律办事。“法制”与“法治”都强调依法办事，但后者更强调法律是最高权威。正是在邓小平领导下，我们党做出了法治国家建设上一个突破性的决定：任何个人都不允许超越法律之上，任何组织包括党组织本身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框架内活动。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自身必须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