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培养真正的“人”是中国教育首要问题

●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

●“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人的教育应该是人文精神的教育、人格养成的教育和人生发展的教育

在中文里，“人才”是一个词，并不是“人与才”。事实上，我们通常都把“人才”简单地落脚为“才”。古人讲的“不拘一格降人才”，讲的是“才”。我们今天讲的大学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讲的也是“才”。像清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还特别强调“拔尖创新人才”，讲的还是“才”。所谓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讲的仍然是“才”。

“育人”重于“育才”

现在有必要把“人”与“才”拆开来看。“才”的英文是talent，而“人”的英文是human being。我们使用的“人才”一词，确切地说，是指“人中之才”。而“人中之才”不同于“有才之人”。“人中之才”强调的是“才”，关注的是“三力”：创造力、分析力、领导力。而“有才之人”强调的是“人”，人有“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度量“才”的词是“成绩”、“成功”、“成就”，而形容“人”的词则是“自由”、“快乐”、“幸福”。

我曾讲过很多有关“育才”和“成才”的道理和方法。然而，今年我们在总结学院建院30年的三条重要教育理念时，第一条是“育人”重于“育才”。这是从教育者的角度说的。从被教育者角度看，则是“成人”重于“成才”。这里都是讲“人”重于“才”。

“人”重于“才”确实是我们学院的传统。我们学院首任院长朱镕基在2011年4月回学院时，对经管学院的学生们说：“做人”比“做官”、“做企业家”更重要，就是讲“人”比“才”更重要。在2001年6月在清华大学综合体育馆，朱院长在“离任演讲”中说，“为人比为学还要重要”。1992年清华电机系建系60年，朱镕基作为系友致信，引述他上学时的系主任章名涛的话，强调学生要先学“为人”，再学“为学”。三次讲话，都是讲“人”重于“才”。

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尽人皆知。但是它的出处和原始用意，却非每一个人都清楚了。它是出自一篇整整一百年前教清华学子“做人”的演讲。1914年，清华建校刚三年。梁启超到清华演讲，题目是“君子”，对应的英文是gentlemen。梁启超以“君子”寄语清华学子，强调的是做人：清华学子，首先要做君子，之后才是做才子。在演讲中，他引用了《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说明的是做君子的条件。他还引用王阳明的话，“治山中贼易，治心中贼难”，说明“做人”比“做事”更难。正是由于此篇演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才成为了清华的校训。虽然我们把这个校训常挂在嘴边，却容易忽略这是一篇教导清华学子“做人”、“做君子”的文章。

中华文化的传统，中国教育的传统，从来都是重视“做人”的传统。“四书”中《大学》开头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是几乎每一个中国教育者都常引述的一句话，讲的是大学的目的是人，是人的道德，是人的善。中国文化中的做人是非宗教的，这是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

但是这个重“人”的传统后来发生了变化，使得重“才”逐渐压倒重“人”。直接原因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落后于西方了。落后就挨打，因为西方有枪炮，西方有科学技术。所以我们要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实业救国。因此教育就转向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专业知识的传授，转向对“才”的培养。不仅在中国，在所有落后国家实现追赶中，都是一样的。不过这种由“人”向“才”的转向在中国近年来有些走向极端。过去35年，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改革和开放，经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经济迅速崛起的同时，经济增长在一些人眼里似乎变成了唯一的价值和目标。即使当下不少人讨论转变发展方式，创新驱动，也仍然是把经济发展作为目的。在这种思维中，人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人才就成为加速经济发展的动力。“育才”也随之变成了教育的目的。

在现代经济学中，人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劳动力，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品，是生产要素。劳动力中就包括了“才”的贡献，它使得人作为投入品更具生产力。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工具。但是，人在现代经济学中又是消费者，是享受消费品的主体，其幸福程度用人的“效用函数”来度量。在这个意义上，人是经济活动的目的。所以在现代经济学中，人不仅是工具，也是目的。在康德看来，人只能是目的，不能是工具。康德的哲学使得“人是目的”这一价值更加清晰和突显。无论如何，只要人是目的，不仅是工具，教育的目的就应该是“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