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也是生产力

●提倡法治也是生产力，主要基于对“生产力”概念的立体化检视。“生产力”概念是一个提高人类生产生活水平力量的综合范畴，所以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中“数量增长”这一单一维度，还可以往“结构优化”这一层面进行延伸。

●当下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凸显，要求我们赋予“生产力”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回应新的社会需求。

●法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一国或者地区的法治水平往往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条件。法治是科学技术等各种因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能够保障和促进这一生产力转化链条的畅通。法治不断消解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利因素，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十八届四中全会，会议议程是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这是首次以“法治”为主要议题的中央全会，充分展现了法治在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极端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揭示法治在治国理政中的基础地位，理清依法治国、经济发展、改革开放、社会稳定诸目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认为，在我国明确提出“法治也是生产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什么要提出“法治也是生产力”

提出“法治也是生产力”，主要是为了深化“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的重大论断，针对社会现实需求，突破转型期瓶颈，更大程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同时，这也是从“生产力”的概念内在属性与法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基本功能出发，通过实事求是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此外，这一提法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便于人民群众理解和熟悉，能够较好地发挥宣传作用，从而更好地凸显法治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性。

一方面，提出“法治也是生产力”，是回应社会现实的需要。

我国近三十余年来高速经济增长，成就斐然，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结果；但与此同时，经济的高速增长在持续一段时期后进入瓶颈期，也积累了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四风”现象盛行，等等。如果坐视这些社会问题发展下去，甚至愈演愈烈，就可能会削弱公众的信心，最终会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生产力的发展。举例言之，“三公经费”的居高不下，就会让这部分虚耗的财政资金“退出”其本来应该投向的生产领域，并且让企业等市场主体不得不负担额外的“人情”成本，长期来看，势必会影响整个市场环境和氛围。

科学技术确实能在“增量”层面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但是仅此尚显不够，还需要从“存量”层面解放思想、勇于创新，避免生产力的无序“内耗”。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针对当时科技不发达、生产工具落后的急迫需求，这是高瞻远瞩、直中要害的重大论断。今天，我们提出“法治也是生产力”，同样是出于当前发展阶段的紧迫需要，是具有深刻的现实基础和现实意义的。

另一方面，提出“法治也是生产力”，契合“生产力”概念的内在属性，是其社会性与时代性的充分体现。

对“生产力”的概念应该做完整的理解：生产力(productive force)是一种务实的 、 看 得 见 的 、 具 有推 动 性 的 力量(force)，而非狭义理解上的能力(capac-ity)。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首先需要解放思想，只要能够促进和提高人类生产活动水平、帮助人类解决实际生活基本矛盾的力量，都应该纳入生产力的范畴。我们提倡法治也是生产力，主要基于对“生产力”概念的立体化检视。“生产力”概念是一个提高人类生产生活水平力量的综合范畴，所以不应仅仅局限于经济发展中“数量增长”这一单一维度，还可以往“结构优化”这一层面进行延伸。换言之，如果将生产看作一条奔涌的洪流，则生产力的作用空间不仅在于增量，也在于存量。法治是生产力，既作用于前者，更重要的，是成为后者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邓小平同志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文开篇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生产力”概念，从其提出到发展、完善，都彰显出非常鲜明的社会属性与时代属性，生产力理论对我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的成就功不可没的最重要原因，正是在于其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精髓———实事求是完美地结合起来。上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围绕着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的理论困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法扫清了发展中的认识误区和观念障碍，为我国经济腾飞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在当下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深层次社会问题的凸显，要求我们赋予“生产力”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回应新的社会需求。“法治也是生产力”的提出，即为此而生。这一论述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以及其他关于生产力的论述相辅相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的一种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