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也是生产力 （2）

法治在何种意义上成为“生产力”

首先，法治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一国或者地区的法治水平往往是市场经济的前提性条件。

在经济发展和格局多元化的现代“陌生人社会”中，市场的有效、持续、顺畅运转离不开政府监管，而监管应当以法治方式进行。特别是在食品药品、精密仪器和重大投资领域，消费者和投资者看重的并不是生产水平和效率，更在意的是投资的软环境———质量是否有保障、政策优惠是不是长期稳定等等。完善、成熟的法治体系是这一类人员的首选。我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增长，势必要通过优化和强化法治在生产力增量上的作用来实现。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复杂化，金融业、信息业、服务业等不以物质为载体的经济模式也方兴未艾。这种经济类型相较传统商品交易，更加看重制度的监督和约束，甚至可以认为，没有严格的制度环境，这种经济模式根本不可能发展。因而法治也是生产力，其实是开放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为经济发展现代化做好支撑。

其次，法治是科学技术等各种因素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条件，能够保障和促进这一生产力转化链条的畅通。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社会关系越来越难以割裂，换言之，政治和社会等领域的和谐、稳定也成为一种持续的、间接的力量，无时无刻不作用于每一个人的生产生活。而法治是整个政治、社会关系调整中的主心骨、稳定器。换言之，是这一持续的、间接的生产力的源头。一方面，在法治条件下，对民主、和谐的导向构成了人的生产激励。同时，由法治监督和约束的公共服务提供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回应了社会的需求，促进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进一步发展和稳定了社会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力所依托的生产生活过程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多样化的。立法、听证、投票，这些政治和社会行为在现代社会，也成为生产的重要环节。通过民主的程序，让不同的利益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中预先进行博弈和交织，最终制定一个能够均衡各方的合理方案，可以避免在制度实施后不同利益相关方对立产生的长时间内耗，也可以在交流和沟通中产生新的合作方式，寻找新的解决方案，减少在非法治环境下可能存在的摩擦成本。总之，在这些领域，法治的生产力就是一种对成本的减少和对新生产力的挖掘，其主要作用于生产力存量的调整而非直接造成增量。

最后，法治不断消解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利因素，推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系列问题累积起来，影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得好坏，直接影响到国家治理的成败得失。运用法治手段解决前述问题，由于规则的稳定性、普遍性和可预期性，能更好地将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纳入法治轨道之中，在更有效解决问题的同时，降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短期阵痛。比如当下正在推进的“公车改革”、“反腐败”等改革，不单需要一时的“重拳”来治标，最终还要依靠法治方式来巩固和保障，成效方得彰显。这些社会问题一旦得到解决，无疑会极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

法治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路径

法治推动生产力发展，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不仅仅止于推动司法改革这一个层面，还及于更广泛、更深刻的维度。具体来说：

第一，坚持以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在众多涉及人民基本权利和权力结构的领域，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要成为最高和最主要的指导依据。这包括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已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得到普遍服从的法是良法。为达此目的，立法过程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要得到更有效地保障。

第二，推进多元治理模式。

立法主导是从结构层面、静态维度界定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法治，而健全的多元治理模式则从运行层面、动态维度去降低守法成本、减少制度的内耗“熵”值。法律运行不仅是执法部门的责任和职务，更是法治体系下不同的公民、群体、组织的共同使命。一方面，潜移默化的法治氛围为法治的普及清除不必要的障碍，减少守法成本，提高法律的认同度。另一方面，制度的理性能有效规避个体认知的脆弱性和短时性，在整体社会环境中实现科学精神的彰显。

第三，做好权力的制度性监督。

国家权力较之个人劳动力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更大的作用，但决策机制和决策集团内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于生产力发展而言是一把“双刃剑”。正因为如此，才需要用法治的内在理性界定、确定权力运行的场域和规则，促其迸发出更加强大的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