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影响力只是副产品，不应是智库追求的方向
时代周报：您对中国智库的发展有什么展望？
郑永年：中国当然需要大量的智库，而且现在好像有几千家的机构自称为智库。但我是比较悲观的，我们搞公共政策研究院(IPP)这个智库，还是因为我们想做个新型智库,实实在在地做一些事情。
时代周报：您为什么对智库发展比较悲观？
郑永年：主要是因为很多智库没有独立性，不客观。这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更是知识分子的态度问题。新加坡的知识分子比较独立客观。我以前写过文章说，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也不见得一定跟政府有关系。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往往跟权力或者利益靠得太近。
时代周报：那换个角度看，中国的智库还是有发展的空间。
郑永年：空间很大。中国有两拨人太多了，拍马屁的人太多了，骂政府的人太多了。这两拨人都没有建设性的东西，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有用的智库是非常少的。
时代周报：您觉得应该从哪些方面搞好智库？
郑永年：独立观察与客观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讲比如机制的设计、政治环境、知识分子的人格问题、文化问题等。美国的智库跟欧洲不一样，欧洲各个国家之间也不一样，日本、新加坡又不一样，但不管怎样，客观性都是普适性的标准。怎样做到客观呢，我想不同的政治环境、文化体系有不同的方式，中国目前也正积极探索。
时代周报：现在有这么多家智库给政府提建议，您觉得如何才能让政府采纳自己的建议？
郑永年：中国目前的智库虽多，但很多都是有库无智。去年在北京开了个全国智库大会，大家就谈怎么对政府产生影响力。我认为智库不能老想着怎么产生影响力，只要我们能作出实实在在的研究，自然就会有影响。根据我的经验，只要你说的是真话，接近现实，即使政府不认同，最后还是会有影响。因此影响力只是一个副产品，而不是一个智库应当追求的东西。
智库就是要在知与行之间建立起一个桥梁。马克斯•韦伯提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我们首先要问价值有没有可行性，没有可行性就是没有理性的东西，是乌托邦。智库的任务则是研究通过什么样的工具来实现这个价值，这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智库可以告诉执政者实际情况如何，有几条路径可以实现这个目标。至于选择哪条路径，则由政治人物来决定，我们也无法干涉。
时代周报：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给予哪些支持？
郑永年：首先要鼓励民间智库，让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点也没问题。其次，要给它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大家进行理性的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理性争论的空间就没有理性的共识。
不过我的担忧还是在知识界自身，我觉得中国知识界不成气候。政府并不会限制你怎么想，只要你能客观地反映问题。而中国的知识界比较缺少独立、客观研究问题的传统。
访谈者介绍：
郑永年，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国政治与社会问题专家。近期，他接连出版了4本书：《技术赋权: 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革进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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