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对近代史研究若干观点的辨析（4）

1984年章开沅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文章，主张放弃“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1919年以前存在三次民族运动高涨，实际上他所列出的三次民族运动高涨的标志与胡绳所说三次革命运动高涨的标志是完全相同的。戚其章在1985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反对“两个过程”的提法，认为“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他虽然回避了“革命高潮”的概念，但实际上并无反对之意。李时岳是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他于1980年、1984年在《历史研究》相继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基本线索的标志，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的论点。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有不少商榷，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反对“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只是要求把“洋务运动”列入，称为“四个阶梯”或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而已。

我在1984年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没有对三次革命高潮正面表示意见。但在1998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发表的文章中认为，胡绳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作用，把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次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我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了七次革命运动高潮的看法。这七次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1927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1937~1945年全民族奋起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认为，这七次革命运动高潮对整个中国近代历史进程是具有主导作用的。鉴于学术界有不同的声音，我在《中国近代通史》中，没有把七次高潮列入章节标题，但是在写作中贯彻了这一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