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尽可能地做出努力,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留下一些思考,或者提供批判对象—— 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总检阅”

我尽可能地做出努力,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留下一些思考,或者提供批判对象—— 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总检阅”

1964年8月,我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初,我在《历史研究》发表文章。此后,陆续发表的各类文章大约400篇。以往先后出版过六部文集,都是阶段性成果,或者应时编成,反映了不同时期的想法和编法。此次编成七卷,似乎有一点总检阅的意思。说到总检阅,这又多少令我有一点惶惑。如今已进入耄耋之年,虽然还没有停止思考,还没有停止笔耕,但只能龟步爬行,且来日无多,能量渐趋衰退,想为而难为。这大概也可归入人生规律了。

这七卷都说了什么

此次总检阅,从已发表的文章中检出230篇,另检出几十年来写的序跋之类,分成七卷。第一卷,名为“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与探索”,包括三部分:中国近代史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基本规律研究、中国历史学科建设研究,汇总我在中国近代史史学理论探讨方面的思考,收入19篇论文。

第二卷,名为“中国近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探索”,集中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方面的研究论文,展现我对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若干具体问题的学术研究与思考,收入25篇论文。

第三卷,名为“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评论”,分为综合评论、专题评论、影评和书评四类,收入32篇文章。这些评论,是我对中国近代史研究心得的一种体现,有的虽不完全是严格的学术论文,但大多还是学术论文的形式。其中,有的评论曾经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如关于“十四年抗战”和“八年抗战”的分析文章,曾在网络媒体和自媒体广泛传布。

第四卷,名为“港澳台及中日关系”,分为港澳研究、台湾历史与现实问题研究、中日关系历史与现实研究,共收入39篇文章。这三个部分,是我几十年思考的问题。几十年来,往来我国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日本,与各地学者见面讨论,不免会有所触动,不免会从学术上思考,留下文字。这些问题,无论是以学术的样式出现,还是以其他形式出现,都是从中国近代历史的角度着眼的。

第五卷,名为“报刊时论”,收入76篇文章,分为中国近代史的宏观论述、论中国历史学建设、论甲午战争与钓鱼岛问题、论辛亥革命等问题、论建设好的学风、书评和影评、纪念前辈历史学家、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历史学家要有时代担当等九类。这些文章大多是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北京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发表的。这九类文章,都是针对社会现实问题有感而发,都不是说空话,都是从中国近代史出发,反映了我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思考。其中有几篇文章发表后,曾引起国内外的广泛评论。《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那篇文章,因为提出了琉球再议的话题,甚至引起日本国家的抗议,引起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的评论。这些读者可以当时论看,也可以当史论看。

第六卷,名为“序与跋”。几十年来,既有为自己的书或自己参与编撰、主编的书写的序、跋,也有为学术界朋友们的大作写的序与跋,从中挑选了一百零四篇,包括序、跋,也包括前言、后记、卷首语等多种名目。凡是接受写序的书,绝大部分拜读过,从中受益。个别的书虽未全读,也了解了其框架,或者抽读了某些重要的部分。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我的思考,不是随便应付的。序与跋,不管是为自己的书写的,还是为他人的书作的,都以著作出版时间为序。

第七卷,名为“口述与回忆”,大多是各种采访和访谈,有些是对我的学术活动经历的访谈,有些涉及社会影响广泛的话题如历史虚无主义等,有些涉及公众关注的中国近代史话题,有些是关系重大学术活动的话题,有些是对友人的怀念,最后一部分是我写的几篇回忆文章,而以2015年6月在近代史研究所的退休感言作结,共收39篇文章。关于采访和访谈,凡所收录者,都与学术活动有关,访谈稿都经我过目和修订,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我的思考,当然也有访谈者的设计和劳动在内。新闻媒体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所做采访甚多,采访稿大多未经过目,且大多涉及我个人的评价,不在收录范围之内。

以上收录的文章,有个别是未刊的,还有10篇左右是与朋友合作的,这些都已在题解下做出说明。

我的文章水平如何,自己不能评价,要请读者评价

现在编成文集,大体上是按照问题性质编排。当初写作时,不可能按照今天的编排设想来进行。在不同年代按不同的需要写成,有的内容难免有所重复。我的文章水平如何,自己不能评价,要请读者评价,要经过社会实践检验,也要经过学术界的学术实践检验。只是需要说明,我的每一篇文章,不管长短,都是认真写作的,拿起笔杆或者敲打键盘,心情都是愉快的。我从1996年开始敲击键盘,以前都是使用钢笔或蘸水笔爬格子,此后便使用电脑。每提笔或敲打键盘,都想到要对学术负责,对历史负责,对前人负责,对后人负责。由于时代局限和个人知识局限,瑕疵总是难免,如蒙阅者指正、点拨,则所深谢焉!

前面说到面临总检阅时的惶惑,常常令我心悸、汗颜。50多年前,我在武汉大学历史系求学时,就曾立志当历史学家。如今在研究所忽忽已过55年,所得不过尔尔,实在惭愧。1964年—1976年,由于“文革”,我才在《历史研究》发表第一篇文章,再次发表文章就到了1978年以后。基本上,从1964年起的13年,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是颇难为情的。当然,社会的锤炼与摔打也是一种锻炼,尤其是心灵的历练。1978年—1988年,我有十年时间基本上是坐冷板凳。可惜,我在1988年9月起历任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一晃就是16年。2004年7月我退出所长位置,又当了中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会长,前后又是11年。我自认为在所长和会长这两个位置上是尽心尽责的。为此我不得不付出许多时间,留给我做学问的时间就很少了。我的许多文章是在节假日或者出国期间写的,就是一个证明。在所长、会长任上形成的工作文件、报告、总结等不在收录范围内。遗憾的是我难以有时间深入图书馆、档案馆里去爬梳,不能不与平生许多愿望告别。我经常羡慕许多朋友有完全自我支配的时间,在书海中遨游,而我只能“望海兴叹”。我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遗憾是缺少有关中国近代史的精深的专题研究,这个遗憾,此生恐难以弥补了。

回头来看,可以说我没有浪费光阴,没有虚度哪怕一天的时间,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我尽可能地做出努力,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留下一些思考,也许可以给后来者一些参考,或者提供批判对象。果如此,也聊可自慰了。

编辑这部文集,是为了回报我的师长、我的前辈、我的同侪和我的晚辈,回报我的妻子和子女,也回报我的祖国、我的党!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成玲校对:刘宇同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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