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是国民的人文素养

宋代张载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郭齐勇教授看来，这恰是中国历朝历代知识分子，不管在潦倒还是得意时，不管是进是退，都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抱负和担当。前不久，郭齐勇教授来沪授课，匆忙行程间，他围绕传统文化、儒家文化等话题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

儒家的担当意识，现在尤其需要

文汇报：传统文化近年来在大陆似呈复苏势头，比如民间有国学热，学界对传统思想的研究也不断细化、深入。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理查德·沃林（RichardWolin）曾在其文章《西方眼光之下：对儒学复兴的批判性反思》中谈到：“成功实现向现代化的过渡之后，中国如今正在寻求与其珍贵的历史根基与传统重新联系在一起……最近数十年来，一大批中国的思想者与文人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中国本土传统中有关社会与道德的思想或许可以为当代社会弊病提供与西方治理完全不同的对策。”您如何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苏？

郭齐勇：并不是所有知识分子都如此热衷传统文化的复兴。很多理工科的知识分子，甚至人文社科的知识分子，还是对包含儒家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非常隔膜。现在提起儒家，或提起道家、佛家文化，大家都有一些概念式理解，且受“文革”中某些意识形态的影响。儒家文化到底有些什么内涵？在传统社会里发生过一些怎样的变化，起过什么正面或负面的作用？其精义和内核是什么？在今天可以对其进行何种创造性转化和发展……这都是一些复杂的、系统的问题。

深圳有个村落，集中了很多私塾，这其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现行体制内教育的不满足。我是1954年上小学的，回顾我所接受的课堂教育，传统文化的内容少得可怜，现在一代一代的学生仍然面临这一问题。甚至，如果现在去北大读一个中文系博士，也是很有可能未必了解四书、了解老庄的。现在的人文学科也未必熟谙传统文化。今天民间有一种自发的对于自身文明了解的需求，所以出现各种书院、国学班等，而体制内的教育恰恰又满足不了这种需求。而这种自发的热情难免会导致内容的五花八门和鱼龙混杂，因此，如果说复苏，也是多重效应的国学或儒学热潮。

然后，既然有了这种需求，知识分子就应该予以指导。孩子们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诵读甚至背诵一些经典是很好的，但是盲目读背也不妥当。中国的传统文化到底哪些在历史上起到过良性作用，哪些是负面的，哪些是要继承弘扬的，哪些是适应现代民主政治、适应现代性需求的，我们都要理性分析，要有全局性关照，然后才能谈创造性转化。中国现代化的一个瓶颈是国民的人文素养和精神文化程度，对比日本和欧美一些国家，我们的国民素养是大有提升空间的。而这方面，传统文化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以用以对国民进行礼乐教化。

文汇报：在今天思想情境之下，儒学与华夏其他诸思想之地位何如？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还是仍具有一定的精神引领的地位？

郭齐勇：诸子百家当然是各有长处和弱点，但是从社会治理角度，对大群人生（这是钱穆先生常用的一个词，意为大的群体的人生）而言，比起道家、墨家、名家、兵家和法家，儒家还是有优长的。汉朝政府在战乱之后建立，经过六七十年休养生息，彼时崇尚黄老道家。到了汉武帝时，“有为”的来治理国家，所谓“内裕民生，外服四夷”，即使民生富裕，又使其他民族心悦诚服甚至融合进来。到了这个时候，如钱穆先生所言，汉政府最后是选择了儒家。道家强调超越境界的追求对个人而言很好；墨家太苦，主张游侠，它不适合建设性的民族国家的建构；法家又是刻薄寡恩，暴秦已经证明了法家缺乏温情，凝聚不了人心。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族群、这么大面积的社会，要靠什么融合起来呢？还是靠儒家。儒家强调社会的和谐，也强调领导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的君子人格的建构；儒家重视修身，甚至是能够影响外王的事务；它有一系列社会自治的功能，包括教育制度、社会文化制度等，它提倡有教无类，能使民间有活力的低等级的农家子弟通过教育来参与最高级的政治。因此，儒家毕竟适合中国社会的建构。诸子百家各有优长，而为了大群人生的社会建构，最后选择了儒家。儒家是朝野都可以接受的，是能够使社会整合的非常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所谓尊儒，也不是排斥别家，儒家其实也融合了道家、墨家和法家的一些思想。儒家有天地人物等和谐的观念，我们的社会要可大可久，大指空间，久指时间。我们常说长治久安、天长地久，中华文明与轴心时代的其他文明相比，是连续性的文明，我们的族群是最具有延绵性和时间性的族群，和古希腊、古罗马、古巴比伦、古印度相比，只有我们一以贯之，正因如此才选择了儒家。儒家在今天还是有很多价值可以发挥出来，包括内外、身心、天地人物我等。

文汇报：您很强调儒学的担当意识，担当意识不仅是儒家思想中的精神旨趣，也是士大夫、知识阶层的实践指向。我们如何来理解儒家的担当意识？

郭齐勇：所谓儒家的担当意识就是，作为这个社会的君子——当然，有的儒生只是三家村的一个小知识人，像我们的士绅阶级，很多人地位不高——一直默默地引导着社会正向发展。比如在某个乡村，老百姓有事情，就去找某先生评理，这个先生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也是道德的楷模。因此，不管大知识分子还是小知识分子，儒家总是担当着一份社会责任。

儒家的个体性与近代以来西方强调的个体性不同。儒家保留自己的人格，所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匹夫也有自己的血性和人格；另一方面，儒家非常强调家国天下事务的整合，这就是宋代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成为后世知识分子的抱负和担当。有些西化的知识分子或许觉得，儒家怎么那么狂妄呢？其实，这恰恰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不管他潦倒还是得意，不管是进是退，他都要为社会做贡献的抱负和担当，我们从《岳阳楼记》等名篇中就可以感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节操。而这就是儒家的担当意识。

这种担当意识，现在尤其需要。现在的社会得了很多严重的社会病，比如环境污染严重，我们没有为子孙后代留下栖息的空间，土地资源、水资源等都被大肆消耗。刚刚讲到可大可久，我们今天的环境是祖宗留下来的，我们又给后代留下什么呢？这样透支怎么行呢？现代人真的应该从更长更大的时空来考虑中华民族的栖息和发展。现在社会收入差距拉大，一些地方恶性案件陡增，我们怎么来调制呢？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儒家知识分子，还是大有可为，不但要教化百姓，还要从我做起，像垃圾分类、少用塑料袋等小事，其实就是一个习惯而已。我们的国民教育也应该尊重过去的传统，教人懂礼貌、尊重人，要守礼，这些礼教的长处要重新呼唤出来，让更多人通过礼仪教化懂得社会规范，懂得社会群居生活的秩序。这都是儒家的礼，它和今天的礼当然不同了，但道理是贯通的。诸如此类，知识分子从内心操守到生活实践，都是有空间的。怎样使社会良善，而不是斗狠，这是儒家知识分子要努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