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责任伦理在百年三大挑战中浴火重生（2）

中国传统责任伦理在百年三大挑战的浴火中重生

中国传统礼治、传统责任伦理，近百年来接受了前所未有的三大挑战，在浴火中经受了涅槃与重生。

上个世纪前50年，中国经历中长时间的战争与革命的洗礼；随后，在1950-1970年代，中国又经历了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或全方位政治挂帅的日子。《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阶级斗争为纲、突出政治，当然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传统价值、道德、礼仪、信仰及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摧毁了长期有效地维系着这一切的各种传统社会自组织，进行了空前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使政治权力得以首次直入到社会最底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实际上是以高度强化与扩大了的社会二元化或裂分化为前提。道之以政，是以政治信念、政治信仰、政治信任为其凝聚民众、动员民众的主要手段，而其一旦在实践中被证实背离生活实际，就必然会导致严重的信念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从而丧失其凝聚力、动员力。齐之以刑，依靠的是政治高压、不讲情面的持续斗争和对受压方不受法律约束的专政，这虽能在短时间内奏效，但必然会导致“民免而无耻”，便不可能真正解决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反而会一再激化。

伴随近代工业化、市场化经济的勃兴，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转向集中全力发展经济，一段时间实际工作中由GDP挂帅，形成了“道之以利，齐之以律，民多欲而上下交征”的新局面，不免导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理想、道德、信仰、礼仪、责任、高尚的情操，在这一过程中被许多人抛到一边。物质欲望被激发、被释放、被纵容，而得不到有效的控制，结果，自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以及对生态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泛滥起来，并将越来越多的人席卷进去。众多得利者仍经常愤愤不平，总觉得自己没有获得更大的利益，愤懑情绪常常压倒了应有的理性思考。利益压倒一切，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社会新的两极化、多极化取向骤然加剧，引发一系列新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这些问题，依靠“道之以利，齐之以律”自身，显然很难有效解决。

在网络时代，海量信息的交互性传播取代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灌输式的单向度传播，巨大空间范围内的实时动态传播取代了以往时空相对有限的静态传播，以每个个人为主体的个性化传播取代了先前特定意识形态主导下高度同质化的大众化传播。随着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大数据日益渗透进公众的日常生活，网络成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获取信息、交流心得、表达意见、提出诉求，乃至社交互动、进行社会动员的主要载体和主要手段。这就使后现代以下面一些最主要的特征凸显于当代中国社会：

其一，后现代是去中心化，人人成为自主体。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尚未实现社会普遍中产化，理性思维存在的缺位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又没有西方那样的宗教传统，情绪化的感性思维在人们思想和行为中常常上升到支配地位。去中心常常是形式上拒绝了外在权威、既有中心、事物的实在性、公认的合法性，实际上变成不能清醒地面对现实，而游离于客观实际之外；自以为高度自我，其实，自觉或不自觉地为世界范围内各式各样真实的、虚假的、半真半假的海量信息所左右。

其二，后现代致力于消解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而代之以个别性、临时性、变动性。网络以其信息的量大、快捷、纷繁复杂，对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进行了全面冲击。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收入差距拉大，利益格局固化。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使人们在认识与应对外界事物和内在心性时，对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的信仰，很容易转变为由利益个别性、临时性、变动性所主宰，由此而导致社会自身碎片化。

其三，后现代致力于解构本质主义，由此走向对于客观真理、价值与道德伦理体系及终极目标的全面怀疑和不断颠覆。网络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意识单一化时代以传播者为主导的观念传播方式，越来越为交互性的意见传播、实时动态性的意见反馈、高度个性化的交互传播所取代，由此构成一种全新的网络“舆论场”，其为种种非历史的、非逻辑的、非理性的、爆发式的、情绪化的欲求广泛地蔓延，以及个人情绪化发泄和集体超理性狂欢的交汇，提供了异常广阔的空间。

百年来，在“道之以政”与“道之以利”和网络时代这三大挑战的浴火中，中国的责任伦理经历了一场真正的涅槃与重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舍生取义”等传统责任伦理曾激励人们奋勇前行，现在这些社会价值、人生价值体系纷纷分崩离析。这就使全面建设新的三位一体的德治、礼治、法治体系，成为今日中国刻不容缓的任务。

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知，而要使社会主义道德、理想、信仰、情操体系乃至整个社会价值体系、人生价值体系深入人心，变成人们日常生活准则，在今日之中国，同样决不能忽视礼治。《论语·为政》中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礼记·曲礼》中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对于道德、信仰而言，礼可以使它们具象化、制度化、俗世化、持久化，因为礼伴随着人从胎儿到死亡的生命全过程，渗透或融合在人们日常生活、民间习俗、普遍性的行为方式中，它可以起到像西方许多国家宗教力量、宗教信仰那样给人们以崇高理想和终极关怀的作用。同时，礼又可以有效地防止道德与信仰走向偏执与极端。《论语·泰伯》中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像恭、慎、勇、直这样一些优良的品德，如果没有礼的制衡，也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对于加强法治建设而言，礼可以起到防患于未然的重要作用。《礼记·经解》中说：“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坊止水之自来也。故以旧坊为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败；以旧礼而无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乱患。”汉初贾谊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教训时指出，秦王朝统一全国后，未能及时适应形势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政策，一味信赖严刑峻法，而“违礼义、弃伦理”，“灭四维（礼、义、廉、耻）而不张”，遂使“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乱僭而无差，父子六亲殃戮而失其宜，奸人并起，万民离畔，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他认为，礼与法不能偏废，而应相辅相成：“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之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事实表明，在缺乏像西方大多数国家那样强大而普遍的宗教力量、宗教信仰的情况下，单纯依靠法治，要引导人们理性地认识与处理自我与他者、个人与群体、局部与全局、当前与长远等关系，在全新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人们思想、意志、行动的共识，重新构建全社会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困难重重。

当代中国，保持了历史上一贯的政教分离传统。虽然有众多宗教同时存在，占据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关注此岸世界的现实的实践精神，仍然是个人、家庭、社会自组织、国家这些伦理实体的责任伦理。百年来，礼治虽然迭遭否定、冲击和破坏，但在广大基层社会中，在众多家庭和社会自组织中，特别是在和古代相比变化不是很大的乡土社会中，公共秩序的维持仍然不是单纯仰赖国家的法律，而是依靠“对传统规则的服膺”，即所谓“礼治”。正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礼治，表现为乡土社会中的礼俗、人情、乡规、家训、族约等等，它们在民间一直保持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礼治建设，在今日中国，并非没有基础，它其实有着深厚与肥沃的土壤。面对网络时代的新挑战，礼治有助于重建个人、家庭、社会、国家这些伦理性实体的整体性、稳定性、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