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有机会为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做英文翻译。我第一次为邓小平做翻译是在 1985年 8月 26日,他会见津巴布韦领导人穆加贝。会见开始前,邓小平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外交部工作人员,并听取汇报。邓小平先与吴学谦外长握了手,然后与在场的中方人员一一握手。与我握手时,吴外长介绍:“这是英文翻译小张。”我和邓小平的目光也有一个短暂的交集,邓小平的目光相当平和。他问我:“哪里人?”我说:“上海。”他停了一下,好像“上海”这两个字给他带来某些特殊的记忆。“知道霞飞路吗?”邓小平问我,目光中似乎带着一点对往事的回忆。我略微停顿了一下,然后说:“是淮海路吧。”他微笑点头。
这次会见给我印象很深。当时穆加贝非常“左”,总担心中国要放弃社会主义了,邓小平反复给他解释。最后,我看邓小平都有点不耐烦了,斩钉截铁地说了这么一句话:“我们还有强大的国家机器。 ”他说得很响,很清楚。然后又说:“一旦发生偏离这个、这个社会主义方向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国家机器就会出面干预,把它纠正过来。”
会谈结束时,穆加贝对邓小平说:“我相信您一定能健康地看到香港回归。”邓小平诙谐地说:“还要看马克思能不能批准。”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可能还要和马克思谈判谈判。”邓小平的朴实、诙谐和幽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想起来,邓小平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眼光、思路、清醒、大气。
首先是眼光。邓小平是一个大战略家、军事家,具有超长的战略眼光。一般西方政客谈的是“一百天内要做什么”,邓小平则是“一百年内要做什么”,今天世界上找不到眼光如此长远的战略型政治家。中国这么一个大国,长远的战略定下了,近期的问题就比较好解决。因此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也就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百年不动摇。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初,他就提出“三步走”的战略,确保中国在 21世纪中期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这个战略今天我们还在坚持。关于社会主义,他始终坚持两个东西,一个是党的领导,一个是公有制占主体,而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形式。只要有了这两个东西,即使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一时的贫富差距拉大,我们也有办法在发展中逐步解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些都属于跨长度的大战略大构思。
其次是思路。邓小平是一个战略思想家,他在我脑海中浮现最多的形象,就是他坐着,静静地抽着烟思考着问题,目光注视着前方,一句话都不说,真是很“酷”。会见外宾前,他都要听汇报。听完汇报后,他常有那么一小段时间沉浸在思考中。他喜欢和别人谈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转的东西”,他的许多新思路经常能使人眼睛豁然一亮。他南方谈话中最令人眼睛豁然一亮的那段话就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一下子就把纠缠中国改革开放很多年的结打开了。
再次是清醒。邓小平是一个头脑非常清醒的政治家,相信实践出真知,他坚持一切外国的思想和做法都要先经过中国的实践来检验,再确定是否在中国推广,绝不能盲从。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反复强调不要靠本本,而要靠实践。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发明权是农民的,是邓小平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这种高度务实的实践理性,使中国避免了民主浪漫主义和市场浪漫主义的陷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西方当下对民主的信仰像宗教一样压倒了实践理性,结果也走进了死胡同,未来的路只会越走越窄,这种制度走向衰退的结局恐怕无法避免。
最后是大气。作为一个人,邓小平极为大气,乐观豁达。他一生中多次与死亡擦肩而过,多次大上大下。一个杯子里只有半杯水的时候,他总是看到有水的半杯;在遇到危机的时候,他总看到危机背后的机遇。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这是了解邓小平及其思想的很好切入点。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当时的外部和内部世界的情况: 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剧变, 1991年 12月 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我们的内部一片悲观,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要全面抵制西方的和平演变,特别是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导致了许多改革开放的措施停滞不前和发展速度下滑。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此时邓小平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和令人叹服的远见。他在危机中看到的是机遇,看到了中国的机遇,看到了社会主义的机遇,但他觉得好像周边很多人还看不到,所以他很急。苏联解体之后才 20天,他就开始视察南方了,他有话要说。
邓小平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和东欧,最了解苏联模式的。他 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将近一年,1949年以后又 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1990年我去苏联,看到苏联当时最大的百货公司里柜台几乎都是空的,少数不空的柜台前都排着长队,经济实际上已经崩溃了。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显然是不准确的,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四个字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另外,邓小平的一个基本判断是苏联领导人的政治素质有问题。据透露,邓小平私下对戈尔巴乔夫的评价是:这个人看上去很聪明,实际上很蠢。我把这个评价和很多俄罗斯朋友都讲过,他们非常同意。苏联虽然存在很多问题,但它本来还是有一手好牌的,结果被美国彻底忽悠了,搞得经济崩溃,国家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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