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党史文化视阈下的遵义会议（2）

二是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全新时代。遵义会议不仅在当时解决了很多认识上的问题,开启了长征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同时开启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新时代。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随着毛泽东个人政治地位的不断变化,在党内、军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逐渐由个体到组织、由非主流到主流转化。同时,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变化,为他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系统、全面、完整地思考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此后,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基本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延安时期,毛泽东思想得到总结和提炼,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决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历史地看,毛泽东思想由部分探索到系统形成,经历了一个艰辛的过程,而这个过程的节点是遵义会议。

1943年,邓小平《在北方局党校整风运动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党自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之后,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之下,彻底克服了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一扫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气氛,把党的事业完全放在中国化马列主义,即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直到现在已经九年的时间,不但没有犯过错误,而且一直是胜利地发展着。”

二、遵义会议形成了宝贵的制度文化成果

制度就是行动的规则,这种规则在一定历史时期反复、重复,就成为一种传统。遵义会议形成了很好的制度文化成果,这些成果后来成为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正如1962年邓小平《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遵义会议以后,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我们党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党的生活制度。比如民主集中制；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不搞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艰苦朴素、谦虚谨慎,等等。”　我们认为,遵义会议至少形成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好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