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莹：回答关于中国崛起的四个问题（2）

第三，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如何体现出对和平的承诺？

当我们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周边已出现了太多不安。沉寂已久的领土争端和海洋管辖权纠纷不断升温。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2012年4月10日，菲律宾派出军舰和武装人员进入黄岩岛泻湖水域袭扰在那里作业的中国渔民。该事件的照片激怒了中国公众，引发舆论呼吁政府采取行动保护中国公民和领土。

同年9月，日本政府一意孤行，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打破了搁置争议的现状。日本政府此举在中国许多城市引发了大规模示威活动，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巨大压力。

面对菲律宾和日本的挑衅，中国采取了有效的措施，坚决地维护了领土权益。与此同时，中国保持了克制，并没有放弃通过对话解决争端以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此外，我们必须对这些挑衅背后可能存在的真实意图和其他复杂因素保持密切关注。

中国和东盟国家经过多轮协商，重申将尊重并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这是维持中国南海稳定的基石，关于“行为准则”的商谈也已经开启。

维护南中国海航道的自由通畅，对中国这个贸易大国是至关重要的。维护航行自由将一直是中国的重要关注点。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在冷战结束后整体上保持着和平与稳定，没有爆发重大冲突，亚洲国家得以致力于经济发展与合作。

在这个过程中，各国不仅加深了共同利益，也使亚洲成为全球经济的引擎，在最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长约一半来自亚洲国家。

中国多年以来始终贯彻的睦邻友好政策，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东盟方式

中国亚洲政策的重心之一，是支持和参加东盟开创的对话合作体系。这一体系奉行开放包容、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原则，也就是所谓的东盟方式。

东盟领导的这种看似松散的地区性架构，为冷战后凝聚亚洲国家营造了重要融合性框架。

中国支持东盟在东亚合作中的主导地位，是东盟地区体系发展壮大的积极推动力量，这一体系已成为当前亚洲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

平行于这个架构的，是冷战遗留下来的美国军事同盟体系，其如何更新和适应变化令人关注。

美国近年奉行的“再平衡战略”主要聚焦于军事层面，已引发了新的争论。

军事同盟带来的问题

首先，军事同盟是排他性的。在军事同盟的安全愿景中，非成员国被置于何处？军事同盟成员国如何与非成员国平衡各自的安全利益和责任？

其次，军事同盟应如何在原则问题上划清界线？成员国是否可以不分是非曲直地支持盟友？

其三，结盟制度将如何与本地区其他多边框架对接和相互包容？

以日本为例，其现任领导人拒绝承认侵略历史。他不但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慰安妇的事实；还不断制造“中国威胁论”来为修改和平宪法的企图做辩护。

日本领导人如此做的目的，很可能是为了让国家摆脱战后限制，成为能再次发动战争的国家。这是中国人民的关注所在。

作为日本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将如何约束这个盟友，并将其保持在和平的轨道上？这将从根本上影响未来的地区秩序。

说到底，影响亚洲的决定性因素是中美两个大国如何处理好相互关系，能否在地区合力协作。

两国领导人已经同意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下一步是如何落实这一目标。

首先是中美两国能否建立互信，减少误解。无论在战略层面上还是在媒体舆论中，中国和美国之间都缺乏信任，经常导致误解误读，不但破坏氛围，还给合作造成阻碍。

关键是美方需要放弃从意识形态视角看待中国，重新认识并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这个阻碍不移除，两国关系就总难免不断起伏。

再者是能否学会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在涉及中国利益的任何问题上，美国都倾向于站在中国的对立面。

例如，当邻国挑衅中国时，美国总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中国，这样一来，美国加深了自己在中国公众心目中的负面形象。

为此，两国要开展一些可视的合作,对外发出更多积极信息，例如，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极端恐怖主义、抗击传染性疾病、维护网络安全合作等。

中美两国都需要一个繁荣和稳定的亚洲。两国首先应“求同”，在能达成一致的领域深入合作；然后要“存异”，在双方无法取得一致的地方，搁置分歧以待进一步讨论。

我们都应该支持东盟主导的地区多边合作机制，消除地区国家对中美交恶、被迫选边站队的担忧。

从中国自身来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也要考虑对周邻的影响，尤其需要更加主动地对外说明自己，使中国的声音更加通达，使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意图和缘由有更加及时和客观的了解。